左旋
或望乃平，早称才艺，并爵崇土宇，宠兼车服。诚孝之心，无望於造次，风政之誉，克著於期月，宜冠藩垣，胙以休命。其所署刺史，咸令子孙世世承袭。”
十一年，又以司空长孙无忌为赵州刺史，改封赵国公，尚书左仆射房元龄为宋州刺史，改封梁国公；司空杜如晦密州刺史，封莱国公；特进李靖为濮州刺史，改封卫国公；特进高士廉为申州刺史，改封申国公；赵郡王孝恭为观州刺史，改封河郡王；同州刺史尉迟敬德为宣州刺史，改封鄂国公；光禄大夫李为苏州刺史，改封英国公；左骁卫大将军段志元为金州刺史。改封卫国公；右领军大将军程知节为普州刺史，改封卢国公；兵部尚书侯君集为陈州刺史，改封陈国公；
任城王道宗为鄂州刺史，改封江夏郡王；太仆卿刘弘基为朗州刺史，改封夔国公；金紫光禄大夫张亮为澧州刺史，改封郧国公。诏曰：“周武定业，胙茅土於子孙；汉高受命，誓带砺於功臣。岂止重亲贤之地，崇其典礼，抑亦固磐石之基，寄以藩翰。但今之刺史，古之诸侯，虽立名不同，而监统一也。故申命有司，斟酌前代，宣条委共理之寄，象贤存代及之典。司空无忌等并策名运始，功参缔构，即令子孙世世承袭，非有大故，无或黜免。馀官食邑并如故。
”其後无忌将之国，情皆系恋，不愿是行，辞不获免，谬出怨言，以激上怒，曰：“臣披荆棘以事陛下，今海内宁一，乃令世牧外州，复与迁徙何异。”因上表固让。太宗谓之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之通义也。意欲公之枝叶，翼朕子孙，长为藩翰，传之永久，情在此耳，而公等薄山河之誓，发言怨望，朕亦安可强公以土宇邪？”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以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争之，竟从志宁议。
刘秩《政典》曰：“自汉以降，虽封建失道，然诸侯犹皆就国。今封建子弟，有其名号而无其国邑，空树官僚而无莅事，聚居京师，食租衣税，国用所以不足也。”按《文中子後序》言：“太宗尝读《周官》‘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之言，慨然叹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然则诏群臣议封建，必是时事也。後之儒者，往往追恨当时诸臣不能将顺英主之美意，使生民复兄三代之治，以为遗憾。愚尝窃论之，以为必能备究古今之事情，然後可以断其议论之是非，法制之得失。
盖封建一事，汉以来未尝废也。然行之辄利少而害多，其故有二：一则不能存三代之公心，二则不能存三代之良法。公心者何？昔文、武、成、康之众建诸侯也，有德有功者则畀之。初未尝专以私其宗亲，虽曰兄弟甥舅之邦，然所封皆极一时之选。若其果贤，则微子尹东夏，蔡仲君蔡邦，虽仇仇不废也。若其不贤，则管、蔡为戮，五叔无官，虽同气不恕也。至汉则且私且忌，故始则剿灭异代所建国，而尽以畀其功臣；继则剿灭异姓王，而尽以畀其同宗；
又继则剿灭疏属刘氏王，而尽以畀其近亲。而其所建置，若濞若长之徒，初无功德足以君国子民，特以其近亲而王之，故不旋踵而犯上作乱，墟其国而陨其身矣。盖有先王之公心，则其弊不至於此。良法者何？昔先王之建邦也，上有方伯连率，下有公侯伯子男，小大相维，尊卑相制。如公侯受封之地虽多，而制禄不过十倍其卿，城国不过半天子之军，名山大泽不以封，必赐弓矢然後征，必赐圭瓒然後鬯，有巡守，有述职，有庆有让，纲纪未尝一日隳也。
若汉初诸侯王，则畀以大城名都，连数千里，未尝为之分限，山泽蓄货在其国者，不领於天子之大农，五岳四渎在其国者，不领於天子之祠官，故为诸侯者一受封之後，即自负其富强，摘山煮海，招纳亡命，擅爵人，赦死罪，天子不能诃，谋臣不敢议，所以纵恣之者如此。及景、武之後，则作佐官之律，严附益之法，吹毛求疵，积毁销骨，所以猜防之者复如此。盖方其纵恣也，则畏之有同乎敌国；及其猜防也，则抑之不啻如谪徙矣。盖有先王之良法，则其弊不至於此。
由汉而来，有天下者未尝不王其昆弟子姓，而名之曰封建，然其得失与汉无以大相远。盖其初也惟务私其宗亲，未尝有择德而授之意。故有国者，不皆可使南面之人，而复不能固结之以恩义，绳律之以法度。故仁恕者则流於纵恣，西晋是也；克核者则过於猜防，曹魏是也。而晋、魏皆缘是以亡，是岂封建误之哉？先王之意之法不存，而强慕美名，则足以为祸乱之阶耳！唐太宗亦好名之王，然审时量已，固自不能存帝王之心，而行帝王之事矣，故刺史世袭之诏不久而遂停。
而当时诸臣，虽以魏郑公之贤，亦以为事虽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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