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多不过九十人、少或至五十人（绍兴二十年，八十八人；二十五年，六十八人；三十年，七十四人；三十一年，五十人），捕盗及职事官皆不在数。三十二年，遂至一百十三人。孝宗患之，隆兴元年四月，诏以百员为额。乾道三年七月，又通四川为百二十员。七年十月，有司请不限员，奏可，时虞丞相当国也。淳熙初，上以官冗，稍严升改之令，於是六年引见改官不及七十员，而捕盗在焉。周洪道为吏部尚书，七年二月，因请以七十员为额。是年四月，又增八十员，职事官并引见改官六十五人，四川换给一十五人，特旨改官不与。
十三年三月，又诏职事官改官在八十员岁额之外。自是岁改京官者仅百员，今遂为永制。奏举京官，祖宗时无定数，有其人则举之。太平兴国後，诸州通判亦得举京官。熙宁中，取以为提举常官员数。元中，尝暂复之。至绍圣又罢。淳熙六年九月，上以岁举京官数滥，命给舍、台谏议之。王仲行、傅希吕时兼给事中，乃请六曹、寺、监（户部右曹郎官同）岁减举员三之一，诸路监司减四之一，礼部、国子监长贰减三之二，前执政岁减二员，诸州无县者岁止一员。
岁终不除运副，而判官补发者不理为职司。奏可。庆元元年十一月，复诏判官补发副状，理为职司。又诏职司状不得用二纸，用姚察院愈奏也。在京选人，旧无外路监司荐举。渡江後，诏以六部长贰作职司。乾道七年九月，罢之。惟馆学官通理四考，不用举主改官，盖累圣优贤之意。
二年，吕颐浩言：“近世堂除，多侵部注，士人失职。宜仿祖宗故事，外自监司、郡守及旧格堂除通判，内自察官、省郎已上、馆职、书局编修官外，馀阙并寺监丞、法寺官、六院等，武臣自准备将领、正副将已上，其部将、巡尉、指使以下，并归部注。”从之。
三年，右仆射朱胜非等上《吏部七司敕令格式》一百八十八卷。自渡江後，文籍散佚，会广东转运司以所录元丰、元吏部法来上，乃以省记旧法及续降指挥，详定而成此书。 五年，诏：自今注拟，并选择非老疾及不曾犯赃与不缘民事被罪之人。时建议者云：“州县亲民，莫如县令。今率限以资格，虽贪懦之人，一或应格，则大官大职得以自择。请诏监司、郡守条上剧邑，遴选清平廉察之人，如前日预十科之目者为之。”
二十二年，右谏议大夫林大鼐上言曰：“中兴之初，恩或非泛，人得侥幸，有以从军而改秩者，有以捕盗而改秩者，有以登对而改秩者。今则朝廷无事，谨惜名器，改秩无他，惟有荐举一路，而贪躁者速化，廉静者陆沉。臣欲取考第员数增减以便之，增一任者减一员，十考者用四，十二考者用三，十五考者用二。如减举法行，须实历县令，不得仍请岳祠。其或负犯殿选，自如常坐。士有应此格者，行无玷阙，年亦蹉跎，无非孤寒老练安义分之人。望付有司条上，以弭奔竞。
”议者以进士登科、门荫子弟，才沾一命，不复参部，多于堂除，有紊铨法。诏禁之。
二十九年，敕令所删定官闻人滋请：“凡在官者历任及十考已上，无公私过犯，虽举削不及格，许降等升改。或疑其太滥，则取吏部累年改官酌中人数，立为限隔，举状、年劳，参酌并用。”於是天子以其议下近臣，而中书舍人洪遵、给事中王希亮等上议曰：“自一命已上仕於州县之间，虽有真贤实廉，势不能自达於上，故为之立荐举之法。必使之历任六考，所以迟其岁月而责其赴功，必使之举官五员，所以多其保任而必其可用。若举之而非其人，有才而不见举，是则监司、郡守之罪，而非法之不善也。
今如议臣所请，则有力者惟图见次，无才者苟冀终更，率不过出官十馀年，可以坐待京秩，此不可一也。今欲酌每岁改官之员，减其分数，以待无举削者，则当被举之人，必有失职淹滞之叹，此不可二也。京官易得，驯至郎位，任子之恩，愈不可减，非所以救末流之弊，此不可三也。夫祖宗之法，非有大害未易轻议，今一旦取二百年成法而易之，此不可四也。臣以为如故便。”滋议遂寝。
三十一年，诏：“初官有出身三考，无出身四考，方听受监司、郡守京削之荐。”三十二年，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国家设铨选以听群吏之治，其掌於七司，著在令甲，则所守者法也。今升降於胥吏之手，有所谓例焉。长贰有迁改，郎曹有替移，来者不可以复知，去者不能以尽告。索例而不获，虽有强明健敏之才，不复致议；引例而不当，虽有至公尽理之事，不复可伸。货贿公行，奸弊滋甚。尝睹汉之公府则有辞讼比，以类相从，使不良吏不得生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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