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好事者窃言王莽称黄，述欲继之，故称白腹，五铢汉货，言汉当复并天下。
世祖建武十六年，始行五铢钱，天下赖其便。初，王莽乱後，货币杂用布帛金粟。建武初，马援在陇西，上书言宜如旧铸五铢钱。事下三府，三府奏以为未可许，事遂寝。及援还，从公府求得前奏难十馀条，乃随牒解释，更具表言。帝从之。建武时，长安铸钱多奸，第五伦为督铸钱掾领长安市，伦平铨衡，正斗斛，市无阿枉，百姓悦服。桓帝时议改铸大钱，刘陶言其不便，乃止。时有上书言人以货轻财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学能言之士。
陶上议曰：“当今之忧，不在於货，在於民饥。盖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也。议者不达农殖之本，多言冶铸之便，故欲因缘行诈，以贾国利。国利将尽，取者争竞，造铸之端，於是乎生。盖万人铸之，一人夺之，犹不能给，况一人铸之，万人夺之乎？夫欲民殷财阜，要在止役禁夺，则百姓不劳而足。陛下欲铸钱齐货，以救其弊，此犹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水木本鱼鸟之所生也，用之不时，必致焦烂。”帝乃止，不铸钱。
灵帝中平三年，铸四出文钱。 钱皆四道，识者窃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见，此钱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师乱，钱果流布四海。 献帝初平元年，铸小钱。
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洛阳、长安铜人、钟ね、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故货贱物贵，石数万。又钱无伦理文章，不便人用。 昭烈取蜀，铸直百钱。
先主攻刘璋，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姓，孤无取焉。及入成都，士庶皆舍干戈，赴诸库藏取宝物，军用不足，备忧之。西曹掾刘巴曰：“此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旬月之，府库充实。文曰“直百”，亦有勒为五铢者，大小秤两如一焉，并径七分，重四铢。
魏文帝黄初二年，罢五铢钱，使百姓以帛为市。至明帝世，废钱用既久，人巧伪渐多，竞湿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不能禁。司马芝等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以省刑，若更铸五铢钱，则国丰刑省，於是为便，明帝乃立五铢钱。
孙权嘉平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赤乌元年，又铸当千钱。故吕蒙定荆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患之。权闻百姓不以为便，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并以输藏，平卑其直，勿有所枉。晋用魏五铢钱，不闻有所更创。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钱既不多，由是稍贵。孝武太元三年，诏曰：“钱，国之重宝，小人贪利，稍坏无已，监司当以为意。
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闻官司贾人皆食比轮钱斤两差重，以入广州，货与夷人，铸败作鼓。其重为禁制，得者科罪。”安帝元兴中，桓元辅政，议欲废钱用帛，朝议以为不可，乃止。孔琳之议曰：“《洪范》八政，货为食次，岂不以交易之所资，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於为钱，则是妨为生之业，禁之可也。今农自务，工自务器，各隶其业，何尝致勤於钱？故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运致之苦，此钱所以嗣功龟、贝，历代不可废者也。
帛本充於衣食，今分以为货，则致损甚多，又劳毁於商贩之手，耗弃於割截之用，此之为弊，著於目前。故锺繇曰：‘巧伪之人，竞湿以要利，制薄绢以充资。’魏代制以严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马芝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钱之不用，由於兵乱积久，用之於废，有由而然，汉末是也。今既用而废之，则百姓顿亡其利。今既度天下之，以周天下之食，或仓库充溢，或粮靡斗储，以相资通，则贫者仰富。致之之道，实假於钱，一朝断之，便为弃物。
是有钱无粮之人，皆坐而饥困，以此断之，又立弊也。且据今用钱之处不为贫，用之处不为富，又人习来久，革之怨惑。语曰：‘利不百，不易业。’况又钱便於也！魏明帝时，钱废用四十年矣，以不便於人，乃举朝大议，精才达政之士，莫不以宜复用钱，下无异情，朝无异论。彼尚舍帛而用钱，足以明帛之弊著於已诫也。愚谓救弊之术，无取於废钱。”朝议多同琳之，故元议不行。
前凉张轨太府参军索辅言於轨曰：“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帛量度之耗。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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