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晋太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虽乱，此方全安，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
宋文帝元嘉七年，立钱置，铸四铢钱，文曰“四铢”，重如其文。人颇盗铸，多翦凿古钱取铜，帝甚患之。录尚书、江夏王义恭建议以一大钱当两，以防穿凿，议者多同之。何尚之议曰：“夫泉贝之兴，以估货为本，事在交易，岂假多数？数少则币重，数多则物重，多少虽异，济用不殊，况复以一当两，徒崇虚价。夫钱之形式，大小多品，直云大钱，则未知其格。若止於四铢、五铢，则文皆古篆，既非庸下所识，如或漫灭，尤难分明，公私交乱，争讼必起，此最足深疑者也。
命旨兼虑翦凿日多，以致销尽，鄙意复谓直由纠察不精，致使立制以来，发觉者寡。今虽有悬金之名，竟无酬与之实，若申明旧科，擒获即报，畏法希赏，不日息矣。”中领军沈演之以为：“晋迁江南，疆境未廓，或土习其风，钱不普用。今封略开广，声教遐暨，金钅强布洽，爰逮边荒。用弥广而货愈狭，如复竞窃翦凿，销毁滋繁，刑虽重禁，奸弊方密，肆力之，徒勤不足以供赡。诚由货贵物贱，常调未革。愚谓若以大钱当两，则国传难毁之宝，家赢一倍之利，不俟加宪，巧源日绝。
”上从演之议，遂以一钱当两，行之经时，公私非便，乃罢。时言事者多以钱货减少，国用不足，欲禁私铜，以充官铸五铢。范泰又陈曰：“夫货存贸易，不在多少，昔日之贵，今日之贱，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今官人均通，则无患不足。若使必资广以收国用者，则龟贝之属，自古而行。铜之为器，在用也博矣，锺律所通者远，机衡所揆者大。器有要用，则贵贱同资；物有宜，则家国共急。今毁必资之器而为无施之钱，於货则功不补劳，在用则君人俱困，较之以实，损多益少。
良由阶根未固，意存远略。伏愿思可久之道，赎欲速之情，则嘉谟日陈，圣虑可广。”
自元嘉中铸四铢钱，轮郭形制，与古五铢同价无利，百姓不资盗铸。孝武孝建初，铸四铢，文曰“孝建”，一边为“四铢”。其後稍去“四铢”，专为“孝建”。尚书右丞徐爰议曰：“货薄人贫，公私俱罄，不有革造，将至大乏。宜应遵式古典，收铜缮铸，纳赎刊刑，著在往策。合宜以铜赎刑，随罪为品。”诏可之。所铸钱形式薄小，轮郭不成就。於是人盗铸者起，杂以铅锡，并不牢固。又翦凿古钱，以取其铜，钱既转小，稍违官式。虽重制严刑，人吏官长坐罪免者相系，而盗铸弥甚，百物踊贵，人患苦之。
乃立品格，薄小无轮郭者悉加禁断。时议者又以铜转难得，欲铸二铢钱。颜峻曰：“议者将谓官藏空虚，宜更改变，天下铜少，宜减钱式，以救灾弊，赈国吊人。愚以为不然。今铸二铢，恣行新细，於官无解於乏，而人奸巧大兴，天下之货将糜碎至尽。空立严禁，而利深难绝，不过一二年，其弊不可复救，此其不可一也。今铸获利，不见有顿得一二倍之理，纵复得此，必待弥年，又不可二也。人惩大钱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必生纷扰，富商得志，贫人困穷，又不可三也。
况又未见其利而众弊如此，失算当时，取诮百代！”上不听。
废帝景和二年铸二铢钱，文曰“景和”，形式转细。官钱每出，人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无轮郭，不磨炉，如今之剪凿者，谓之“来子”，尤轻薄者谓之“荇叶”，市井通用之。永光元年，沈庆之启通私铸，由是钱货乱败，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於此者谓之“纟延环钱”。入水不沈，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断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贾不行。
明帝太始初，唯禁鹅眼、纟延环，其馀皆通用。复禁民铸，官署亦废工，寻又普断，唯用古钱。齐高帝建元四年，奉朝请孔觊上书曰：“三吴国之关阃，比岁被水潦而籴不贵，是天下钱少，非穰贱，此不可不察也。铸钱之弊，在轻重屡更。重钱患难用，而难用为无累；轻钱弊盗铸，而盗铸为祸深。人所盗铸，严法不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惜铜爱工也者，谓钱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患也。自汉铸五铢钱，至宋文帝五百馀年，制度有废兴，而不变五铢者，其轻重可法，得货之宜也。
以为宜开置钱府，方督贡金，大兴铸，钱重五铢，一依汉法。府库以实，国用有储，乃量俸禄，薄赋税，则家给人足。顷盗铸新钱者，皆效作翦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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