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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文献通考-元-马端临-第854页
，夏时，阳在上，阴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者谛也，弟也。以秋者，以合聚群生，其礼最大，必秋时万物成熟，大合而祭之，故者合也。）
右杨氏《祭礼》只分大、时为二，而不言四代之制，且不言祭之时，盖以经无明文，不敢臆说。而《通典》则备言之，盖《通典》取郑康成所注《礼记》为说。而康成又约《春秋》所书为说，大概皆臆说也。是以先儒多排之。然自郑注既行，而後之有国者多本之以定宗庙之祭矣，故具载《通典》所述，而列诸儒之论於左方。
赵氏曰，《王制》春礻勺夏，郑注以为夏时礼，《祭统注》谓夏殷礼。《祭义》春秋尝，注以为春者，夏殷礼。周以为殷祭，更名春祭曰祠。《郊特牲》又注曰当为礻龠。夫《礼记》诸篇，或孔门之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汉初诸儒私撰之，以求购金，皆约《春秋》为之。见《春秋》於庄公，遂以为时祭之名。见《春秋》惟两度书（闵二年五月吉於庄公，今之三月。僖八年七月於太庙，今之五月也），所以或谓之春祭，或谓之夏祭，各自著书，不相符会，理可见也。而郑元不达其意，故注《郊特牲》云“当为礻勺”《祭义》与《郊特牲》同。《祭统》及《王制》则云“此夏殷时礼也。”且《祭统》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赐之重祭，郊社、尝是也，何得云夏殷礼哉？《王制》“诸侯礻勺则不，则不尝，尝则不，则不礻龠。”撰此篇者，亦缘见《春秋》中唯有、、尝三祭，谓鲁唯行此三祭，故云耳。若信如郑注，诸侯每岁皆朝，即远国来往须历数时，何独废一时而已。又须往来常在道路，如何守国理民乎（郑注虞、夏之制，诸侯岁朝，废一时祭）？《公羊传》“五年而再殷祭”。《大宗伯注》曰“五年再殷宗，一一”。又云“、，俱殷祭。，则於太祖列群庙之主。，则於文、武庙各迎昭穆之主。”夫太庙之有祭，象生有族食之义，列昭穆，齿尊卑。今乃分昭穆各於一庙，有何理哉？若信有此理，五庙、七庙有虚主，《曾子问》篇中何得不该？盖儒者无以分别、之异，强生此义也。僖公三十三年，《左氏传》曰“、尝、於庙”。盖左氏见《春秋》经前後记祭，唯有此、尝、三种，以为祭名尽於此。但按经文，不识经意，所以云尔。又昭公十五年於武宫，二十五年於襄公，定公，八年於僖公，亦左氏见经书於庄公，以为诸庙合行之，故妄云於武宫、僖公、襄公，皆妄引文而祭耳。问者曰，若谓三年丧毕之殷祭，则晋人云“以寡君之未祀”何也？答曰，此左氏之妄也。左氏见经文吉于庄公，以为丧毕当，而不知此本鲁礼，不合施于他国。左氏亦自云鲁有乐，宾祭用之。即明诸国无可知，是左氏自相违背，亦可见矣。
林氏曰，事有出于一时之陋见，行之数千百载，莫有悟其非者，良可叹也！夫之说，诸儒聚讼久矣。论年之先后，则谓之先三而后三（郑康成，高堂隆），或谓先二而后三（徐邈）。辩祭之小大，则或谓大于（郑康成），或谓大于（五肃），或谓一祭而二名，礼无差降（贾逵，刘歆）。又或谓以夏不以春，以冬不以秋。矛盾相攻，卒无定论。此皆置而勿辩。其可深责者，始为私见陋说，召诸儒之纷纷者，其郑氏之失欤，郑氏之说曰，鲁礼三年丧毕而于太祖，明年春于群庙，自尔以后，五年而再盛祭。一一，周礼废绝久矣。僖公薨，文公即位，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太庙。大事，也。推此是三年丧毕而于太祖也。明年春，虽无正文，约僖公、定公八年皆有文可知。盖以文公二年，则知僖、宣二年亦皆有。则明年是三年春。四年、五年、六年秋，是三年。更加七年、八年并前为五年，故于群庙也。自后三年一，五年一，呜呼！郑氏不知《春秋》固妄为此说，后学又不察，固为所惑也。当春秋时，诸侯僭乱，无复礼制，鲁之祭祀，皆妄举也。诸侯而郊上帝、始祖，罪也。大夫而旅泰山、舞《八佾》，罪也。《春秋》常事不书，其书者，皆悖礼乱常之事。故书郊者九，书者二，与夫大事一，有事二，二，尝一之类，无非记其非常，俾后世以见其非，奈何反以为周礼而足法乎？使鲁之祭祀如周之礼，则《春秋》不书矣。据僖公以三十二年冬十二月薨，至文公二年秋八月丧制未毕，未可以也，而乃大事焉，一恶也。跻僖公，二恶也。彼有二恶，《春秋》讥之，郑氏乃谓三年丧毕而于太祖者，果礼邪！又曰明年春。经无三年祭之文，何自知之？徒约僖公、宣公八年皆有而云，愈缪也。鲁之设祭，何常之有，圣人于其常，又不书之，何得约他公之年以足文公，而见三年之与五年而再殷祭乎？使文公二年不因跻僖公，则《春秋》不书大事，使僖公八年不因用致夫人，则《春秋》不书，又何准邪？况宣公八年经书有事于太庙，则是常祭也，而以为何邪？诚为祭，经不得谓之有事。且闵公二年，《春秋》书夏月吉于庄公，是鲁常以二年即矣，何待三年与八年乎？闵有文而不之据，宣无文而妄据之，傅会可见也。不然，鲁至僖公而始书三望，岂他公皆不望乎？至成公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