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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文献通考-元-马端临-第855页
后书用郊，岂他公皆不郊乎？桓公一岁而再，十二公而唯一尝，又可以为法乎？取乱世之典，以为治世之制，郑氏岂知《春秋》哉！区区一郑氏不足责，后世诸儒波荡而从之，历代祀典咸所遵用，益可悲也。夫其论之制既谬，至其言祭之时亦非矣。《春秋》书大事于秋八月，而彼此为冬。书闵公之于夏四月，书僖公之于秋七月，而彼一以为夏。既本鲁礼以行祀典，而又不用其时，是自戾也。故曰事有出于一时之陋见，行之数千百岁莫有悟其非者，之说是也。虽然鲁祀诚非矣，先王之制可得闻乎？曰孟子之时有闻周礼之详矣，矧加秦火之酷乎！夫子曰“多闻阙疑”，郑氏惟不知“阙疑”之理，乃妄说以惑世，况又效其尤邪。故求之圣经，之文不详，所可知者，尊而卑矣。礼不王不，或问之说，夫子答以不知，讥鲁僖僭也。《春秋》之法，所讥在祭则书其祭名，不然则否。书郊、书望，则所讥在郊、望与也。若文公之，则讥其短丧逆祀，不在于，故曰大事而已。何者？者，其祖之所自出。王者立始祖之庙，未足以尽追远尊先之义。故近推祖所出之君而追祀之，则谓之。有虞氏、夏后氏皆黄帝，以其祖颛，帝之所出也。商人、周人皆喾，以其祖契，文王之所出也。，天子之中。诸侯无礼，鲁用之，僭也。若夫，则合食而忆。毁庙未毁庙之主，皆合食于太祖，非惟天子有，诸侯亦得也。详二祭之名，则尊而卑，可谓明矣。先儒据郑氏说，率以大于，是以诸侯之祭加天子之祭，可乎？考之经籍，之文可知者此尔，盖其礼之大者。至于年数之久远，祭时之先后，则经无所据，学者当阙其疑不可据汉儒臆论也。若世有圣君贤臣，达礼之情，观时变通，而为之制可矣。何必胶柱而不知变乎！苟徒以郑氏之误说，鲁人僭礼之典，以为百代常行，则恐为后世知《春秋》者笑也。
杨氏曰，自汉以来，宗庙之礼不合古制者，其失有二：混为一事，一失也；轻宗庙而重原庙，二失也。其一曰，、之礼不同，王者既立始祖之庙，又推始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所谓也。合群庙之主于始祖之庙，而设殷祭，所谓也。先儒皆知为殷祭矣，而又兼以为殷祭，其说何从始乎？盖自成王念周公有大勋劳，赐以郊，重祭圣人，已叹其非礼。然鲁之有，特祭于周公之庙，崦上及于文王，以文王者，周公之所出也。其后闵公二年，僭用礼合先祖，叙昭卑劣穆，用致夫人于庙，而礼始与混淆而无别。《春秋》常事不书，特书闵公、僖公两者，记失礼之始也。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庙，跻僖公。《公羊传》曰：“大事者何？大也。”谓大合毁庙、未毁庙之主于太祖之庙而祭之也。天子有，诸侯亦有，于文公乎何讥？讥其逆祀，跻僖公也。郑康成乃谓、皆为鲁礼。夫谓为鲁礼，可也，鲁之有，行于周公之庙已非礼矣。况僭而行之于庄公之宫，又于太庙，以致妾母，可以谓之礼乎？，宗庙之大祭也。故惟礼为盛。观《明堂位》之言可见。闵、僖窃之盛礼，以侈一时之美观，犹周公庙有八佾，其后窃而用之于季氏之庭，此圣人之所深恶也。况三年丧毕而吉祭，此礼也，闵公丧未毕，窃之盛礼，以行吉祭。合先祖，叙昭穆，此礼也，僖公窃之盛礼，以致夫人。、之混，自此始也。郑氏不能推本寻源，以辩、二礼之异，正闵、僖僭之罪，以明《春秋》之意，反取《春秋》之所深讥者，以明先王、之正礼。又妄称、皆为殷祭，三年一，五年一，二礼常相因并行，且多为说以文之。按郑注《王制》及《春官 大宗伯 诗 殷颂》，皆为鲁礼三年丧毕而于太祖，明年春于群庙，自尔以后五年而再殷祭，一一。愚始读郑氏三注，意其必有昭然可据之实，及考其所自来，则曰一一之说出于《春秋》鲁礼及纬书。夫溺于纬书之伪，而不悟其非，此郑氏之蔽惑，不足责也。谓出于《春秋》鲁礼者，并无事实可证，乃悟以僖公之、文公之二事，穿凿傅会，以文致其说而已。夫、二礼，其源各异，本不相因。僖公之未尝因乎，文公之未尝关乎也。今其说曰，文公二年既有，则僖公二年亦必有；僖公八年既有，则文公八年亦必有。事之本无，既牵合影射以为有，盖欲明僖公之前有，文公之为证矣，又地增宣公八年之以明之，谓僖、宣八年皆有，放于《春秋》。宣公八年有事于在庙，未尝有文，乃郑氏驾虚词以多其证。此其妄二也。文二年《公羊传》云“五年而再殷祭。”所谓五年再殷祭者。谓三年一，五年再。犹天道三年一闰，五年再闰也。郑氏乃引之以为三年一，五年一之证。此莽莽其妄三也。二年至八年，相去凡七年，与五年再殷祭之数不合也，则为之说曰鲁礼三年丧毕而于太祖，明年春于君庙，自尔以后五年而再殷祭。夫谓三年丧毕而于太祖可也，明年春于群庙，何所据而为是说乎？强添此事于五年再殷祭之前，直欲以掩五年、七年不合之数尔。后之儒者知其不可，则为之说曰丧毕之，之本，明年之，之本。此其为说若巧矣，惜乎！其似是而实非也。此其妄四也。且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