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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七月，大学士李东阳等进所撰《历代通鉴纂要》九十二卷。刘瑾以誊写不谨，欲因是为东阳罪。东阳大窘。焦芳为解，乃止除誊录官数人名。(《三编》又《质实》曰：“是书修于孝宗时，芳未尝为总裁官。至是命文华殿改胜，芳遂列名其间。及进呈，书办官张骏等皆擢显秩，装潢匠役亦悉授官。 )
嘉靖十五年五月，议修宋史。南京吏部尚书严嵩以贺万寿节至京师，李时请留之，命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董其事。(《严嵩传》。 )
《宋史》舆《辽》、《金》二史，旧分三书，嘉靖中，柯维骐乃合之为一，以《辽金》附之，而列二王於《本纪》。褒贬去取，义例严整。阅二十年而始成，名之曰《宋史新编》，凡二百卷。(《柯维骐传》。 )
◎修国史
吴元年四月壬子，谕起居注詹同曰：“国史贵直笔，善恶皆当书之。昔唐太宗观史，虽失大体，然命直书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肤平日言行是非善恶，汝等皆宜直书，不宜隐讳，庶使後世观之，不失其实。”(《大训记》。 )
洪武六年八月，学士承旨詹同以渡江以来，征讨平定之迹，礼乐治道之详，纪载尚未成书，请编《日历》。帝从之。命同舆宋濂为总裁官，吴伯宗等为纂修。明年五月，《日历》成，自起兵临濠至洪武六年，共一百卷。(《昭代典则》。 )
建文元年，修太祖实录，以修撰李贯，国子监博士王绅、教授胡子昭、杨士奇，训导罗恢，吏目程本立等，充编纂官。(《三编》。 )
文彬按：洪武修元史，徵山林隐逸之士为纂修官 建文、永乐间，修《太祖实录》，博士、教授、训导、吏目及知州、知县等得为编纂官。杨士奇由布衣起家，三修《太祖实录》皆预焉。成祖修《永乐大典》以布衣陈济为都总裁，修撰曾等仅为之副。其始重文学不拘资格如此。宣德後，专以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自是，非翰林不得预，一代纪载专属诃臣矣。
成祖初即位，以建文中所修《太祖实录》为失实，乃重修之。命李景隆、茹常监修。前纂修官南昌知府叶惠仲，以直书燕起兵事，族诛。(《三编》。 )
永乐九年十月乙巳，帝以前监修官李景隆、茹常等心术不正，又期限迫促，未能精详$$复命姚广孝、夏原吉为监修，胡广、杨荣、杨士奇、金幼孜等为总裁、纂修等官。(《通纪》。 )十六年五月庚戌朔，《实录》成，共二百五十七卷，起元至正辛卯，讫洪武三十一年戊寅，首尾四十八年。(《艺文志》。 )
正统三年四月乙丑，杨士奇等进所撰《宣宗实录》一百十五卷。士奇、杨荣俱进少师，杨溥进少保，余进秩有差。廷臣以《实录》成进官，始此。(《明纪》。 )
成化二年八月，阁臣陈文等进所撰《英宗实录》三百六十一卷，起宣德十年正月，讫天顺八年正月，首尾三十年，附景泰帝事迹於中，凡八十七卷。(《艺文志》。 )先是，总裁欲革去景泰帝号，引汉昌邑、更始为比。编修尹直辩曰：“实录中，有初为大臣後为军民者，方居官时则称‘某官某’，既罢去而後改称。如汉府以谋逆降庶人，其未反时，书‘王’书‘叔’如故也。岂有逆计其反而即降从‘庶人’之号者哉？且昌邑旋废，景泰帝则为宗庙社稷主七年。更始无所受命，景泰帝则策命於母后。当时定倾危难之中，微帝，则京师非国家有。虽易储失德，然能不惑於卢忠、徐振之言，卒从两宫以至今日。其功过足相准，不宜去帝号。”时不能难。(《尹直传》。 )
弘治五年，大学士邱浚请於文渊阁近地别建重楼，将累朝《实录》、御制、玉牒及关系国家大事文书，盛以铜柜，庋於楼之上层。如诏册、制诰、仪注、前朝遗文旧事舆凡内府衙门所藏文书，可备异日纂修垒史之用者，盛以铁柜，庋之下层。每岁曝书，先请委翰林院一员察视，事毕封识。内外衙门因事欲有稽考者，必须请旨，不许擅开。从之。(《梦余录》。 )
正德四年四月壬午，李东阳等上所撰《孝宗实录》二百二十四卷。刘健、谢迁既去位，焦芳入内阁，操史笔。凡所褒贬多挟恩怨。旧时大臣如何乔新、彭韶、谢迁辈，芳辄肆诋诬。李东阳等不敢为异同。故奏表中有“传疑传信，庶以备於将来”之语。盖为芳改窜《实录》之张本云。(《通纪》。 )是年五月，内阁援《会典》请序迁编纂《实录》诸臣。忽附批：调侍讲吴一鹏於南京刑部，侍读徐穆於南京礼部，编修顾清於南京兵部，汪俊於南京工部，皆员外郎；编修贾咏、李廷相於兵部，温仁和於户部，刘笼於礼部，翟銮、董於刑部，崔铣於南京吏部，陆深於南京礼部，检讨王九思於吏部，汪伟、穆孔晖於南京礼部，易舒诰於南京户部，皆主事。始瑾恶翰林官不下己，欲尽出之外，为张彩劝沮。及是，又持前议，彩复力沮。而焦芳父子与检讨段炅辈谓可乘此以挤所不悦者，乃疏名上之瑾，怂患成之，谓之“扩充政事”。(《三编》。 )
嘉靖元年五月癸酉，御史卢琼言：“景皇帝有拨乱大功，而《实录》犹称成阝戾王？敬皇帝深仁厚泽，而《实录》成于焦芳手，是非颠倒，乞诏儒臣改纂。”帝惟命史臣正《孝宗实录》之不当者，然亦未有所正也。(《马录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