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固可暂清洋面，傥有不利，则数载经营，悉归无用，而势力已殚，他无可恃。竭天下之财力精神，以决成败于俄顷之际，其机可谓至危。一时蹉跌，势难再振，而此议不可终持矣。
臣愚，以为持久万全之谋，水师固不可废，而所重尤在陆防。防亦不必偏设，而所重专在扼要。窃谓宜择形势，拱卫如天津、山海关，冲要如闽、广，江、浙，可相犄角之区若干处，简任知兵将帅，驻以重兵，严为战守之具，以备兼顾策应。而水师不必迎战，但令游戈海上，伺其来攻陆防，即从后袭其轮船，以分兵势。即彼由别道登岸，舍其驾驶之技，已不能尽用所长，而悬军深入，师无后援，所在皆为绝地。我师先据形便，局势己固，前邀后袭，驱策自如。
民情蓄愤久深，平时团结有力，皆可使人自为战，因地为兵，有增无减。再以精兵截其归路，以水师袭其轮船，胜负之数决矣。彼窥我陆防有备，又惧我水师之乘其后，必不敢轻于登岸。若徒徘徊海洋而不得一战，纵船坚炮利，驭驶如神，亦奚为也？我诚密决大计，布置已定，自能立于不败之地。彼知我不可犯，且恐兵端一开，而口岸赀财营建，皆为乌有，则控制由我，而万全持久之计得矣。
王文韶又奏
江海两防，亟宜筹备，当务之急，诚无逾此。然臣愚所虑及，窃谓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其所视成败以为动静者，则西陲军务也。何以言之？西洋各国俄为大，去中国又最近。庚申以来，其于英、法、美诸国，一似相与于无相与者。而其狡焉思逞之心，则固别有深谋积虑，更非英、法、美诸国可比也。比年以来，新疆之争，邸钞所不尽宣，人言亦不足信。然微闻俄人攘我伊犁，殆有久假不归之势。履霜坚冰，其几已见。今虽关内肃清，大军出塞，而艰于馈运，深入为难。
我师迟一步，则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彼英、法、美诸国，固乘机而动者，万一俄患日滋，则海疆之变相逼而来，备御之方顾此失彼，中外大局将有不堪设想者矣。臣愚，以为目前之计，尚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不在兵多，但期饷给，责成左宗棠、景廉等悉力经营，冀有成效可观。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此事势之可指而易见者。非谓海防可缓，正以亟于海防，而深恐西事日棘，将欲其历久坚持，而力有所不逮，势有所不及也。
伏候圣明采择施行。
——以上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十九。
十一月辛亥（十二日）两江总督李宗羲奏
臣于十月初四日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海防亟宜切筹，将紧要应办事宜撮叙数条，请饬详议一折等因，钦此。伏查总理衙门原奏六条，以用人、持久两条为前四条之要领，由末溯本，用意至为远深。窃谓持久一条，尤足挽救时弊。历观史册，凡建一议、创一法，非事所习见者，必有多方辩论阻挠之人。盖以局外而论局中之事，往往各怀意见，而不得其事实，徒以变乱是非，坐误事机。
目前筹防之议，惟在宸衷独断，行之以渐，守之以恒，取天下大事当讲求者，书之御座，日省之，月察之，岁考之，庶内外诸臣，各体皇上之意，实力奉行。记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令而从其好。皇上一意持久，则臣下自不敢松懈矣。惟持久之道，在于得人。若练兵、简器、造船、筹饷诸大政，万一不得其人，无论章程如何美备，条目如何精详，一入急切营私之手，势必颠倒舞弊，尽坏立法之初意，又安望其持久哉？故用人一条，尤为万事之根本。
第就防海言之，则以求将才为最要。宋臣杨万里有言：相不厌旧，将不厌新。盖言用兵最忌暮气，宜用年壮气锐、素有远志、未建大功之人。伏愿皇上加意搜求，破格奖擢。臣下苟有所知，亦当随时据实上闻。至于宿将、勋臣，老而益壮，帝心简在，任用自有权衡，固无俟臣下之论列也。
原奏练兵一节：臣伏查西人恃其船炮，故得横行海上。然自古有海防无海战，今日练兵，仍以水陆兼练为主。先就水师言之，寻常战舰不及轮船，寻常轮船又不及铁甲船，夫人而知之矣。然船之得力与否，仍视乎人。西洋各国驾驶轮船之人，类皆童而习之，以次递升，由水手而洊至提督，故其心专，其艺精，其统率之人无不号令严明，指挥如意，盖其功效由渐而来，非仓猝所能集事也。今之战舰，即不能一时更换，似应就弁兵中挑赴轮船学习。添一轮船，即酌裁若干战舰；
增一轮船弁兵，即酌裁战舰若干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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