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御史五员，差出者三人；封章十上，报罢者八九。谏官二员，司马光迁领他职，傅尧俞出使契丹，诤臣近同废置。自古言务壅塞，未知今日之甚也。』
十一月壬申，祀天地于圜丘，以太祖配。大赦。丙午治平三年春正月壬申，知制诰范镇知陈州。初，镇草韩琦迁官制，称引周公、霍光。谏官吕诲驳之，于是琦表求去位。镇批答曰：『周公不之鲁，欲天下之一乎周。』上以镇不当引圣人比宰相，欲罢镇内职，执政因谕镇令自请外，而有是命。或曰：『镇与欧阳修雅相善，及议濮王追崇事，首忤修意，修乘间为上言镇以周公待琦，则是以孺子待陛下也。』镇坐此出。上于制诰多亲阅，有不中理，必使改之。
尝谓执政曰：『此人君谟训，岂可褒贬失实也?』癸酉，契丹改国号曰大辽。辛巳，知徐州张方平为翰林学士承旨。上尝问治道体要，方平以简易诚明为对。上不觉前席曰：『朕昔奉朝请，望侍从大臣，以谓皆天下选人。今而不然，闻学士之言，始知有人矣。』翰林学士冯京修撰《仁宗实录》。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前后十一奏，乞依王珪等议，早定濮安懿王追崇典礼，皆不报。乞免台职，又不报。是月壬戌，即与侍御史范纯仁、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合奏：『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据，欲累濮王以不正之号，将陷陛下于过举之讥。
韩琦饰非傅会，曾公亮、赵概苟且依违。伏请下修于理，及正琦等之罪。』戊辰，又奏：『修博识古今，精习文史，明知师丹之议为正，董宏之说为邪，利诱其衷，神夺其鉴。今不正濮王之礼则无以慰众心，不罪首恶之臣则无以清朝政。诲等论列不已，而中书亦以札子自辩于上。愿陛下霈然下诏，明告中外，以皇伯无稽，决不可称。而今所欲定者，正名号尔。庶几群疑可释。』上意不能不向中书，然未即下诏也。执政乃相与密议，欲令皇太后下手书，尊濮安懿王为皇，夫人为后，皇帝称亲。
诲等因激纳御史告敕，居家待罪，乞早赐黜责。上以御宝封告敕，遣内侍陈守清趣诲等令赴台供职。诲等以所言不用，虽受告敕，犹居家待罪。
吕中曰：人之言曰：『濮邸有议，当以称亲为非，称伯为是。』愚谓称亲固非矣，称伯亦未安也。程子曰：『为人后者，谓其所后者为父母，而谓其所生者为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义；生人之大伦，不可得而废易也。然所生之义至尊至大，虽当专意于正统，岂得尽绝于私恩?是以先王制礼，既降其服以正统绪，然不以正统之亲疏而皆为齐衰，期以别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与诸伯叔不同也。』观程子之言，则欧阳修称亲之义，其失礼固已甚矣，而称伯者又不能推其所生之至恩，以明尊崇之正礼，乃欲事以高官大爵，但如期亲尊属故事，则亦非至当之论也。
要当揆量事体，别立殊称。若称曰皇伯父、某国大王，而使其子孙袭爵奉祀，则于大统无嫌疑之失，而在所生亦极尊崇之道矣。
纯仁又独奏：『皇太后自撤帘之后，未尝预闻朝政，岂当复降诏令，有所建置?盖是政府臣寮苟欲遂非掩过。且三代未尝有母后诏令施于朝廷者，奉汉以来，母后方预少主之政，自此权臣欲为非常之事，则必假母后之诏令以行其志。伏望陛下深察臣言，追寝前诏，凡系濮王典礼，陛下自可采择公议而行，何必用母后之命施于长君之朝也。』韩琦见纯仁奏，谓同列曰：『琦与希文恩如兄弟，视纯仁如子侄，乃忍如此相攻乎?』壬午，诏罢尚书省集议濮安懿王典礼。
中书进呈吕诲等所申奏状，上问执政当如何，韩琦对曰：『臣等忠邪，陛下所知。』欧阳修曰：『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以臣等为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臣等为无罪，则取圣旨。』上犹豫久之，乃令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责之太重也。』诲罢侍御史知杂事、知蕲州，纯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大防落监察御史里行、知休宁县。
二月乙酉朔，白虹贯日。殿中丞苏轼直史馆。上在藩邸，闻轼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便授知制诰。韩琦曰：『苏轼远大之器也，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畏慕降服。今骤用之，适足累之也。且近例当召试。』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试，如轼有不能邪?』琦言不可，乃试而命之。他日，欧阳修具以告轼，轼曰：『韩公所以待轼之意，乃古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者也。』
三月己未，彗星晨见于东壁，长七尺许。辛酉，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傅尧俞、侍御史赵鼎、赵瞻自契丹使归。以尝与吕诲言濮王事，家居待罪，而尧俞辞新除侍御史知杂事告牒不受，稽首上前曰：『臣初建言在诲前，今诲等逐而臣独进，不敢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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