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诏同修起居注范纯仁罢同知谏院。初，纯仁以言薛向不可为发运使，或致民心别生事变。上曰：『今令发运使兼制置六路财赋，务在均适有无。何由乃致百姓人情怨骇?』纯仁曰：『人生不当言利，但当务农桑节用而已。』纯仁又申中书曰：『参政以文学自负，议论得君，专任己能，不晓时事。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伯富国强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盂轲；鄙老成为因循之人，弃公论为流俗之语。曾相公年高不退，廉节已亏，且欲见容，惟务雷同苟且。
赵参政心知其非，凡事不能力救，徒闻退有后言。』公亮等以纯仁状进，乃落起居舍人、同修起居注。庚戌，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言：『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动皆不合。乞除一合入差遣。』诏依所乞。上阅辙状，问：『辙与轼如何?观其学问颇相类。』王安石曰：『轼兄弟大抵以飞箝捭阖为事。』上曰：『如此则宜合时事，何以反为异论?』
九月，诏阁门引编校书籍，吕惠卿校勘，王存登对，皆王安石所善也。制置三司条例司言：『诸路常平广惠仓略计千五百万以上，贯石敛散之法未得其宜。今欲以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情愿豫给，令随税纳斛斗。内有愿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欲量诸路钱谷多寡分遣官提举，仍先行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候其有绪，即推之诸路。』从之。戊辰，初开经筵。王安石独奏事，上问曰：『程颢言不可卖祠部度牒作常平本钱，如何?
』安石曰：『颢所言自以为王道之正，臣以为颢所言未达王道之权。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凡四十五万石，若凶年人贷三石，则可全十五万人性命。卖祠部所剃者三千人头，而所可救活者十五万人性命，若以为不可，是不知权也。』
冬十月丙申，左仆射、平章事富弼罢为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弼初入相，即除司空兼侍中，弼固辞得免。及罢，不复加恩，盖上意不乐其去故也。弼将去，复言于上曰：『比见亲旧，乃知人情大不安。进用多小人，诸处地动灾变。宜且安静。』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为礼部尚书、平章事。上既许富弼辞位，问弼曰：『卿即去，谁可代卿者?』弼荐文彦博。上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默然。改绥州为绥德城。先是，韩缜与夏人议，许令纳安远、塞门二寨，还以绥州。
郭逵曰：『此正商于之地六百里也。』时已有诏俾逵焚弃绥州，逵曰：『一州既失，二寨不可得。中国为夏人所卖，安用守臣为?』藏其诏不出，上言绥州宜守，且自劾违诏之罪。诏褒逵曰：『渊谋秘略，悉中事机。有臣如此，朕无西顾之忧矣。』于是诏城绥州，不复以易二寨。己亥，翰林学士司马光对，上问：『近相陈升之外议云何?』光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风俗何以得更淳厚?
』
《讲义》曰：昔邵康节闻杜鹃声于天津桥上，曰：『朝廷将用南人为相，天下自此多事矣。』夫王钦若当国，亦南人也，岂独自安石始邪?』盖天禧、天圣之时，南方之气未盛，所用者钦若一人耳。自安石为相，所引者惠卿之险巧，升之之轻易。宰相、参政皆用南人，此固温公之所虑而康节之所先知也。
上曰：『升之有才智，晓民政。』光曰：『但恐不能临大节而不可夺耳。凡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人从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上又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上曰：『韩琦敢当事，贤于富弼，但木强耳。』光曰：『琦实有忠于国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上因历问群臣，至吕惠卿，光曰：『惠卿险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负谤于中外者，皆惠卿所为也。』上曰：『惠卿应对明辩，亦似美才。
』光曰：『江充、李训若无才，何以能动人主?』监察御史里行张戬、程颢言：『每有本职公事欲上殿敷奏，必奏候朝旨。既许上殿，伺候班次，动经旬日。台谏之职言责既均，则进见之期理无殊别，何独宪臣隔绝疏异?欲乞推原天禧诏书之意，使依谏官例，牒阁门即许登对。或所言急速，仍乞先次上殿。』诏三院御史及里行有公事，并许直申阁上殿。
十一月，司马光言：『欲据国史、实录所载，旁采异闻，效《汉书》作百官公卿表，以备奏御。』从之。乙丑，命枢密副使韩绛同制置三司条例。初，陈升之既拜相，遂言：『臣待罪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岂可称司?』他日又对，升之固以为不可置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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