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上欲使安石独领，安石以为非便，曰：『陛下本置此司，令中书、密院各差一人。今若韩绛同事，甚便。』上曰：『善。』故有是命。升之深狡多数，为小官时，与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及安石用事，设制置条例司，引升之共事，升之竭力赞助，或时为小异，阳若不与安石皆同者，安石不觉诈，故推升之使先为相。升之既登相位，于条例司事遂不肯关预。安石固以请，升之曰：『兹事盍归之三司，何必揽取为己任也?』安石大怒，二人于是乎始判。
蔡延庆、孙觉并同修起居注。上初欲用苏轼，王安石曰：『轼岂是可奖之人?』上曰：『轼有文学，朕见似为人平静。司马光、韩维、王存俱称之。』安石曰：『险邪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状。轼遭父丧，韩琦等送金帛不受，却贩数船苏木入川。司马光言吕惠卿爱钱，反言苏轼平静，斯为厚诬。陛下欲变风俗，息邪说，骤用此人，则士何由知陛下好恶所在?』上乃罢轼不用。丙子，诏自今诸路同提点刑狱复差文臣，于是武臣提点刑狱尽罢。上以武臣罕习吏文，多不足以察举所部人才，故悉罢之，人甚以为便。
壬午，御迩英阁。吕惠卿讲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者，则《月令》「季冬饬国典，以待来岁之宜」，而《周礼》「正月始和，布于象魏」是也。有数岁一变者，则尧舜五载修五礼、十二载修法则是也。有一世一变者，则「刑罚世轻世重」是也。有数十世而改者，则「夏贡、商助、周彻、夏校、商序、周庠」之类是也。有虽百世不变者，「尊尊、亲亲、贵贵、长长、尊贤使能」是也。臣前日见司马光以为「汉惠、文、景三帝皆守萧何之法而治，武帝改其法而乱；
宣帝守其法而治，元帝改其法而乱。」臣按：何虽约法三章，其后乃以为九章，则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挟书律三族令，文帝除诽谤妖言、除秘祝法，皆萧何法之所有而惠与文除之，景帝又从而因之，则非守萧何之法而治也。』上召光前，谓光曰：『其言如何?』光对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汉惠、文、武、宣、元治乱之体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五岁一变、一世一变，则非也。』上曰：『朝廷每更一事，举朝士大夫汹汹皆以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
』光曰：『朝廷散青苗钱，兹事非便。』吕惠卿曰：『光不知此事。彼富室为之则害民，今县官为之，乃所以利民也。』光曰：『昔太宗平河东，轻民租税而戍兵益众，命和籴粮草以给之，民皆乐与官为市。其后人益众，物益贵，而转运司常守旧价，或复支移折变，至今为膏肓之疾。臣恐异日青苗之害，亦如河东之和籴也。』惠卿曰：『光所言皆吏不得人，故为民害耳。』光曰：『如惠卿言，乃臣前日所谓有治人、无治法。』吴申曰：『司马光之言可谓至论。
』
闰十一月壬寅，张载为崇文殿校书。先是，吕公著荐载，召对，问以治道。载曰：『为政不以三代为法者，终苟道也。』条例司奏差官提举诸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从之。时天下常平钱谷见在一千四百万贯石，诸路各置提举。条例司又言：『交子之法用于成都府路，人以为便。今河东公私苦运铁钱劳费，议行交子之法。仍令转运司举官置务。』从之。
十二月乙亥，上问王安石以真宗时边事，安石曰：『臣按实录，当时君臣议论未尝说到底，上下相与，皆灭裂而已，则何以待夷狄?』有中旨下开封府减价买浙灯四千余枝。权推官、殿中丞、直史馆苏轼言：『陛下游心经术，动法尧舜，而岂以灯为悦哉?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且卖灯皆细民，安可贱酬其直?愿亟罢之。』上纳其言。轼因奏书献三言曰：『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书凡七千余言。轼素不为王安石所喜，使权开封府推官，欲以多事困之也。
而轼决断精敏，声问益远，论事益不休。
庚戌熙宁三年春正月，诏：『诸路常平广惠仓给散青苗钱，本为惠恤贫乏。今虑官吏不体此意，追呼均配抑勒，翻成搔扰。其令诸路提点刑狱官体量觉察，违者禁止，立以名闻。敢沮遏愿请者，案罚亦如之。』先是，翰林学士范镇言：『青苗者，唐衰乱之世所为。苗青在田，贱估其直，收敛未毕而必其偿，是盗跖之法也。』右正言李常、孙觉亦言：『王广渊在河北，第一等给十五贯，第二等十贯，第三等五贯，第四等一贯五百，第五等一贯。民间喧然不以为便。
而广渊入奏称民间欢呼鼓舞，歌颂圣德。』言者既交攻之，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诏。
二月壬戌朔，韩琦言：『准转运及提举常平广惠仓司牒给青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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