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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史学史--金毓黻-第125页
br> 吕思勉撰
《国学概论》
一册
钱穆撰
其他如政治思想史，社会经济思想史，法制史，财政史，皆有成书，而商务印书馆主编之《中国文化史》丛书。多至四十余种，虽多率尔操觚，不餍人望，然已能一易旧日之面目，而呈璀璨绚烂之观矣。
近人有志作通史者，又有益阳陈鼎忠、曾运乾二氏，自云，民国三年滥竽湖南官书局，怆念国故，爰述通史，首成《叙例》三卷，《原始》五篇，正史以下，先为长编，以待纂订，未几局解，书未及成，是其何日杀青，正在未可知之数。据其《叙例》所论，则有卓卓可称者，其《例》曰：综二家，通三体，纵有通古(即通史)二家，横有编年、纪传、记事三体。画分全书为十五编，，曰三皇五帝，曰夏商周，曰东周秦，曰汉，曰后汉，曰晋，曰宋齐梁陈，曰隋，曰唐，曰五代，曰宋，曰元，曰明，曰清。一编之中，自为经纬，本通史之规模，寓断代之义例。舍短取长，并行不悖，分之可考一代源委，合之即得千古会归，此综二家之旨也。上师孔子并纂《春秋》、《尚书》之遗意，中仿丘明撰述《左传》、《国语》、《世本》之成法，下考近代史家三体之流变，为《例目》五：曰纪，曰传，曰志，曰录，曰谱。纪以纪年月，非以纪帝王，大事书之，小事削之，名仍《史》、《汉》，实法《春秋》也；传以序事，非以序人，限题名篇，详著颠末，取足与纪相发明，虽本《春秋》内传名称，实则外传《国语》体制，即近世所称纪事本末也；志以汇记朝廷法度、官礼之遗制，班、马之旧式也；录以综括士女行谊，名本何氏晋书 ，实法正史类传也；谱以理董纠纷，记载委曲，补纪传之阙漏，作志录之助，世本周谱之成规，华峤、郑樵之素悉也。综斯五例，词取错综，竖则综贯二家，横则檗括三体，此通三体旨也。考其精义所在，尤在传以叙事非以纪人一端，二氏曾详释此义云。
古人著书，前或综举大纲，后则覙缕细目，殆犹《洪范》先列九畴，《周官》首陈六典，纲即其经，目乃称传故也。五家之传，体制各异，同为解经。孔颖达云，大率秦、汉之际，解书者多名为传，以此推之，传者对经而名，传依经而作，经须传而解，为周秦时之定法。马迁作史，既举纪名以奉君上，又称传号以授人臣，人各一篇，两俱无当，而孔门传注之家法晦，诸子自为经传之义例亦乖。夫史文之传，类详本事，书传左氏，其成法也。书传述本经之委曲，左氏推本事之始终，安有以人为别，牵于类次，书事则病人，书人则病事者哉。书传左氏，依经作传，管子韩非，自经自传，陈编具在，皆所取裁，若司马所列，直家传之滥觞，恶在其能彷佛古人也。然则传以事别，固已正司马之失，传以释经，则又守前史之成，经纬厘然，名实相副，奚不可者，此所以革迁史之体，而仍袭其名也(。《通史新义 例六》)。
果如二氏所论，改传之纪事一体，别名汇传为录，诚足革新史体，以合近代以事为纲之法，又与章太炎先生之别立十记，以详历代大事，同一旨趣者也。惟以一二人之精力，改造二十余代之陈编，纪、传、录、志、谱五体悉备，必蹈郑樵好为大言实不副名之讥，举鼎绝脰、力不能胜，正堪借喻，此二氏之书，终至于无成也。愚谓纂造通史，应以普通普遍为涵义，取其概括之事实，只求其通，不求其详，其余之繁而不杀者，则仍让之专史，庶乎各举其职，两不相犯。郑樵不避其难，毅然以独力成之，结局乃成一通不成通、专不成专之《通志》；梁启超之志量，视郑氏为狭隘，于一局部之通史，仍不能成书，不得不改为寸寸而断之专史。由是言之，二氏欲为毅然为之，始终不懈，以至穷老气尽，其终无成功之一日，又不待言也。惟如章先生所创之体例，此一方有所取，他一方又有所弃，缩千数百卷之书，于百数十卷之内，虽其体裁，是否合于近代通史之新例，盖亦庶几乎近之矣。若二氏所举之五例，无论为纪为传为录为志为谱，任举其一，皆委曲繁重，累世而不能终其业，而谓一手一足之烈，及身而能观成，不但为吾之所未敢信，抑亦理所绝无之事也。
由上所举诸例，可得一结论曰，凡造一史，包含太广，则不易成功，诚得其要，则无往而不宜，通史如此，专史亦如此，通史、专史之相需为用，亦不外此理。此验之古今而不爽，推之中外而皆准者也。兹依此理求之，史之进化，往往由合而分，由极大析而至于极小，例如列传，本为纪传史中之一体，后乃任为一人作传，可以独立成书。又如纪载某代之大事，本为纪事史中之一目，后乃任为一目作纪事，独立可以成书。在昔本不乏此例，而在近代为尤盛，此皆自合而分之明证也。
欲明史籍分析之始末，应先详考史籍分部之由来。兹考史部盖有新旧二种，昔者刘知幾曾于正史之外，榷为十流，前已略举之矣。再自阮《录》、《隋志》以来，史部分类，要不外下列各类，列表明之：
类别 阮《录》 《隋志》 《两唐志》 《宋志》 《明志》 清《四库书 目》 刘氏
《史通》 附 考
正史 国史 正史 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