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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史学史--金毓黻-第19页
之与《春秋》相为表里者有间。见存乙部诸书，仅袁宏之《后汉纪》，可与是书伯仲。而宋代司马光之撰《通鉴》，则启五季以往，穿贯一千六百余年之事，实包举苟、袁二氏之书，而一新其面目，遂集编年体之大成。此又仰食苟悦之赐，而可以一览得之者。
《汉纪》之作，悉撮取班书入录，此外采录绝少，故顾炎武病其叙事索然无意味，间或首尾不备 ，是诚然矣。然据宋李焘所跋及《四库提要》所考，曾举详于班书者数事，盖别有所本，是则其书与班书之多同，正由荀氏之矜慎。然吾谓荀书之可贵者，不在内蕴，而在义例。义例维何 即悦所自称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五者是也。五者之中，尤以二三两例为最要。所谓章法式，即修史之成法，《左传》所举之五十凡，《史通》所论之史法，皆此物也。所谓通古今，即太史公所谓通古今之变，亦章学诚所宗尚之通史。说亦自言，约撰旧书，通而叙之。杜佑、司马光、郑樵诸氏之作，悉自“通而叙之”一语引申得之。吾国谈史法者，始于刘知幾，谈史意者，始于章学诚，抑知荀氏于千余年前，已深明其会通之旨，而于《汉纪》一书著其法式，其有功于史学为何如。纪事本末一体，创于袁枢，其书皆钞撮《通鉴》而成，非有旁搜博综之功，然而后贤盛称之者，亦以其能别创义例，为来学示之准的耳。《汉纪》之足称，亦以是而已。
《汉书 艺文志》春秋家曾著录《汉著记》百九十卷，颜注云，若今之起居注，其意似谓著记即注记也。考《汉书 五行志》曾举《汉著纪》之名，自高祖至孝平凡十二世，《律历志》亦屡称《著纪》，所记悉为年世，或日食朔晦之数。《后汉书》则作《注记》，见《和熹邓皇后纪》及《马严传》。王应麟《汉志考证》引刘毅语云，汉之旧典世有《注记》，是记又作纪，著又作注。据《五行志》所载十二著记之文，多属五行历数天人相应之事，盖太史令之所掌也(参阅朱希祖先生《汉十二世著纪考》，见《北京大学季刊》二卷三号)。则是《汉著记》未必属于起居注，颜注所说未为得实。《汉书》又著录《太古以来年纪》二篇，《汉大年纪》五篇。《太古以来年纪》所记，当为三代以往之纪年，为《史记》所本。或谓《汉书本纪注》臣瓒所说《汉帝年纪》，悉出《汉大年纪》，或又谓其体似《大事记》，其详不可矣。要之，《汉著记》、《汉大年纪》二书，皆在《汉书》以前，且为汉史之一种，故不惮烦而附述之。
章学诚谓：“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 (《文史通义 书教上》)所谓记注，即旧日所称之掌故，亦今日所称之史料；所谓撰述，即旧日所称纪传、编年二体之史，亦今日所称之史书。三代盛时，有史官世掌典籍，记言记事，职有专司，所谓掌故史料之书，皆为史官之所典掌，故约曰注有成法。而于是时，盖无一人如孔子之修《春秋》，司马迁之作《史记》，整齐千百年事，以垂为百代之大典者，故曰撰述无定名。质言之，即有史料而无史书是也。春秋之世，孔子观书周室，因鲁史记而修《春秋》，即将旧存之记注，为史官所掌者，始终条理，撰成一书。司马迁亦以《尚书》、《世本》、《左传》、《国语》、《国策》、《楚汉春秋》等书及当代郡国所上之计书为史料，而作《史记》。后世之修史者，悉沿斯例而无改，故曰撰述有定名。然自周室衰微，史官失职，典守之籍，逐渐散亡，迨汉之中叶，司马氏父子殁后，所有记言记事之役，掌故史料之藏，改由他职兼领，而史官之制，遂与古不侔矣，故曰记注无成法。此其可考之大略也。吾谓古代史官，有记注而无撰述，如所谓《虞书》、《夏书》、《周书》、鲁之《春秋》，未经孔子删定者，皆记注也。后世史家，则重撰述而轻记注，自孔子、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荀悦以来，所修编年纪传之史，皆撰述也。记注为史官世守之业，撰述开私家修史之风，史官世守之业，极于司马迁，而隋唐以后官修诸史，犹有告朔饩羊之意存焉。私家修史之风，导源于孔子、左丘明，而大成于司马迁、班固，而魏晋六朝所修诸史，皆其支与流裔也。或谓司马氏父子世为太史令，职典记事，乃作《史记》，班固官兰台令史，奉明帝之命，以成所著《汉书》，皆非私史之比，此殊不然。寻《太史公自序》所记，盖奉父命作史，故曰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又自比于孔子之修《春秋》，曰，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王肃谓孝武览孝景及己本纪大怒，削而投之，于是两纪有录无书；卫宏曰，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 ，后人或证其言之妄，今本景武二纪，俱为后人所补，宏言未必无据；至固本因其父业，私作国史，为人所讦发，明帝奇其书，乃使因而成之；是皆私家修史之明证。自马班二氏，发凡起例，创为纪传一体，后贤承之，多有名作，遂于魏晋南北朝之世，大结璀璨光华之果。当此之时，记注固无成法，撰述已有定名，于古虽有未合，于今亦未为失也。
吾国古史之体多为编年，如《春秋》及《竹书纪年》皆是。司马迁始改为纪传体，为班固以下所祖，此固创而非因也。或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