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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史学史--金毓黻-第78页
二书为尤详。心传、梦莘二氏，生于同时，年世相仿，《要录》成书在前，为梦莘所见，故《会编》一再引用之。及《会编》成书行世，而《要录》尚未刊行，故心传又屡引《会编》之说，且《会编》所录，虽以宋金交涉为限，而《长编》所佚之两朝事，亦可藉此考见其梗概，吾故因论《长编》，而将《要录》、《会编》二书附及之。
上述二李氏之书，皆不得谓之《续通鉴》，而真能续《通鉴》者，则别有其书在。明人王宗沐、薛应旂皆撰《宋元通鉴》，以续司马氏之书，其文视二李氏为简，已异乎《长编》之体矣。然其所采之书甚少，如《长编》、《要录》、《会编》诸书，皆未寓目，遑言造作；王书有年月参错事迹脱落之失，薛书更以表章理学为主，其他则不甚措意。其于《辽》、《金》二史，所录尤少，盖有鄙夷不屑道之意存焉；以言续《鉴》，尚有不称。其足以当续《鉴》之称而无愧者，其徐、毕二氏之书乎。清代徐乾学始撰《资治通鉴后编》一百八十四卷，与其役者为万斯同、阎若璩、胡渭，皆一时之选也。其书于事迹之详略先后有应参订者，皆依司马光例作《考异》以折衷之，其诸家议论足资阐发者，并采系各条之下，间附己意，亦依光书之例，标“臣乾学曰”以别之，其以端宗、帝昺继恭帝之后，系年纪号，并可正《宋史》之失。是时清廷文纲未密，故得申其所见，若在乾隆四库开馆之后，则不敢以此著诸简牍矣。其于李氏《长编》，亦知援据采入，惜所见者，为一百七十五卷之残本耳。盖是时，乾学方领一统志局，多见宋元方志，而若璩诸人复长于地理之学，故所载舆地，尤为精核，至其裒辑审勘，用力颇深，订误补遗，时有前人所未及，《四库提要》亦尝称之矣。惟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其终逊于毕氏之续作，又时为之也。毕沅于乾隆时，官湖广总督，以好士名，如邵晋涵、章学诚之以史学名家者，皆在其幕中，毕氏乃于此时发愿修《续通鉴》，属僚友为之，大抵就徐乾学本，加以损益，阅二十年，书乃脱稿。或谓此书最后经邵晋涵校定，即今日通行之本也。然据章学诚所论，邵君出绪余为之覆审，已大改观，毕氏卒后，其家仍用宾客初定之本付刊，盖邵君覆审之本，已因毕氏家被籍没，而不可访矣 。其说确否，不敢遽定。至毕氏纂书之旨，则具见学诚代毕制军致钱宫詹(大昕)一书之中，大略言之：其一，则以宋、辽、金、元四史为正本，不惟宋事在所宜详，辽、金大事一无遗漏，其于元事，则多采文集，间及说部，一矫旧作详宋而忽辽、金、元之弊；其二，则所采《长编》为足本，并据《系年要录》及熊克《中兴小纪》、宋季《三朝政要》诸书，以补徐本之未备，而宁宗嘉定以后之阙略，尤注意补其遗闻佚事；其三，则别作《考异》散入本书正文之下，其例略同徐本；其四，则不用徐本之例，系以“臣某曰”，以为据事直书，善恶自见，苟无卓见特识，发前人所未发，转病其赘，故付阙如。书中又谓邵与桐(晋涵)、章实斋与商义例，语出章氏，当无虚饰，其所以胜于诸本后来居上者，亦当在此数端矣。余喜研宋事，曾读毕《鉴》数过，觉其长于综辑，而短于镕裁，其于四史及二李之书，概取原文入录，欲如司马氏之融会众家，冶于一炉，不特去之弥远，抑亦绝不可能，此固由于书成众手，敷衍完篇，亦以与其役者，才谢三长，无二刘、一范之选，宜其不能追踪古人，与《通鉴》并美也。张之洞《书目答问》云，有毕《鉴》则诸家续鉴皆可废，此语亦不尽然。毕《鉴》袭取徐氏。《后编》之处，几于一字不易，于辽、金、元人名、地名、官名，悉从清代译改。又于宋恭帝德祐二年被掳北上之后，即系以元年，削端宗、帝昺之号而不书。又从《通鉴辑览》之例，以德祐二年三月以前属之宋，四月以后属之元，一年之中，而有两号，虽云慑于时君之威，未敢以此获谴，究违涑水以来相承之法，此又鄙见未敢苟同者也。考毕《鉴》凡二百二十卷，初次付刻，仅至一百三卷而止，嘉庆六年，桐乡冯集梧又为补刻一百十七卷，而全书始完，得以行世，否则不堪问矣。以上所述，又明、清二代编纂续《鉴》之大略也。
徐、毕二氏之撰续《鉴》，本应下及明末，乃竟避而不为者，明去清近，易代之际，详则语涉忌讳，略则不足言史也。覃及清季，文纲渐疏，撰《明鉴》者，乃有二家：一为陈鹤之《明纪》，一为夏燮之《明通鉴》。陈书凡六十卷，起太祖迄思宗崇祯元年之五十二卷，为鹤自撰，未及竣功而卒，卷五十三以下之八卷，则由其孙克家续成之(克家别撰《考异》若干卷，未及刊行)。夏书凡九十卷，又有《前编》四卷，纪太祖建号以前之事，《附记》六卷，纪晚明弘光、隆武、永历三帝及鲁监国之事，合为百卷，并自撰《考异》，散入正文之下；又仿司马氏之例，别撰《目录》五卷，其用力之勤，又非陈氏所及也。陈书参稽杂史多种，而大致原本《明史》及《明史稿》，不如夏书网罗之富。惟两书同属草于咸丰同治间，而各不相谋，故无《系年要录》与《北盟》互相印证之功。《明纪》早出，故苏州官书局复刊司马氏《通鉴》、刘氏《外纪》及补配毕氏《续鉴》时，并取陈氏《明纪》配之，不复齿及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