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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史学史--金毓黻-第95页
删削迁移《左传》、《国策》，援引多误，况延寿乎。”(《恨李》)其论《新唐书》云：“唐有天下几三百年，虽文人学士之星驰，亦令主明辟之代出，圣诏原出于臣手，谠言岂乏于帝心，至德宗大赦改元，下诏罪己，山东士卒，见之感泣，李抱真谓人情如此，贼不足平，则文字之用大矣，欧公删之，岂徒没陆贽之功，亦且失兴元之政。”(《唐书》)其论《史记》云：“项羽崛兴陇亩，五年之间政由己出，尊为本纪，明其革命，且迁史以政治共主，即尊为主，故项羽剖符行封则称纪，吕雉临朝称制则称纪，此意盖非刘氏所能知，厥后唐书以武曌篡窃后事，跻诸本纪，以武曌琐屑秽史，别入后传，宗法迁史，信得其宜，而《宋史》以瀛国公及益王、广王附本纪，虽江山之不复，尚朝廷之犹存，正统绪余，虚名仅见，胜于《汉书》以孺子婴附《王莽传》者。”(《纪传》)其论《明儒学案》云：“黄氏学案，上自吴与弼，下逮刘宗周，叙其遗行则如睹丰仪，诠其微言则如亲謦欬，时代近则采访易周，笔削严则纪载可信，不以考古凌人，而以知今论世，其书盖契《春秋》大义，而以因时为贵(因时)。”以上所论，皆属甚当。
以上已将刘知幾史学之源流，叙述略竟，再进而叙述章学诚之史学。
章学诚，宇实斋，浙江会稽人也，生于清乾隆三年戊午，卒于嘉庆六年辛酉(一七三八一一八○一年)，年六十四。幼不甚慧，二十岁后始究心史学。后游北京，依朱筠，得见当世名流，由此知名，与邵晋涵相友善，以同治史学也。四十一岁成进士，历主北方各书院讲席，为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居毕沅幕府，修《湖北通志》，后归故里，时游扬州以老。
章氏曾自述早岁治史之次第云：
二十岁以前，性绝呆滞，读书日不过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二十一二岁駸駸向长，纵览群书，于经训未尝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以夙所攻习者，然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人皆谓吾得力于《史通》，其实吾见《史通》已二十八岁矣。二十三四时，所笔记者，今虽亡失，然论诸史于纪、表、志、传之外，更当立图，列传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此皆当日之旧论也。……至吾十五六岁，性情已近于史学，塾课余暇，私取《左》、《国》诸书，分为纪、传、表、志，作《东周书》几及百卷，则儿戏之事，亦近来童子所鲜有者(《遗书 第九家书六》)。
章氏又自谓，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其自负为何如，观其所自述者，与刘子玄之所自述者，奚以异焉，此所以前后旷然相接，为史家不祧之宗也。
章氏所著之书，以《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二书为最著，其所论者，亦不尽属于史学，如《文史通义》所述，或论理学，或言文事，包蕴颇富，命名文史，即非专论史学之征，其他所著之杂文亦然。校雠之学，虽近于史，然亦渐成专门，本编所论，既以史学为范围，则应专取其论史之语及整理史部者比次之，以详其史学之究竟。
第一所宜论者，则六经皆史之说也。往者王守仁尝谓五经皆史，是则此论，非章氏所独创，特阐其义而益精，则自章氏始耳。其说曰：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夫《尚书》、《春秋》之为古史，人人得而知之矣，古人于典章仪注，通称为礼，是《礼》为典志之一，亦得称史，而《易》为卜筮之专书、《诗》为韵文之总集，《乐》则诗歌被于管弦之谱也，何为命以史称 推章氏之意，以为《诗》三百篇，悉出史官之所录，《易》掌于太卜，太卜亦史官之一，惟《乐》亦然，古人于史官以外无著作，故掌于史官者，悉得称史；且以《易》详吉凶，有前民用之效，如后世之颁历，韩宣子称《易》与《春秋》为周礼，此亦《易》得为史之证，其说可谓极辨析之能事矣。信如所言，古代之典籍，无不得名为史，史之范畴，抑何广乎!夫史籍有史料、史著之分，史官所掌，属于史料之科，即章氏所谓记注也。《诗》、《易》所包，诚具有史料之一部，然亦不尽属于史料，即让一步言之，凡《易》、《诗》、《乐》之所包蕴，悉可以史料目之，亦不过曰六经皆古之记注也。且考古代官署治书之吏，皆名为史，其所典录者，不过如今日之档案，迳称之为史，不几于撰述之史著无别乎。然章氏亦未尝不考见及此，其言曰：“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所谓有成法者，即掌于诸史之档案。”由此推之，则章氏所谓六经皆史者，不过档案之渐就整理者耳。且考章氏之所谓史，非仅以六经为限也，尝曰：“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报孙渊如书》)后来之扬其波者，如张尔田、江瑔、金兆丰，皆谓诸子百家，莫不原本人事，共出于史官。夫史学不专家，而文集之中有传记(亦章氏语)，是则集部含史之一体，亦属可信，废经、子、集之名，而悉集于史，可谓整齐画一矣，其奈名不副实何 是故谓《尚书》、《春秋》为史，可也，谓《易》、《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