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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哲学史--钟泰-第111页
四字，是学者学圣人第一工夫。彻上彻下，彻首彻尾，总只此四字。”曰：“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即大居敬而贵穷理。”陆稼书为《思辨录》作序，称其“辨同异，晰疑似，一准于程、朱”者，此也。然先生即亦曰：“陆象山人物甚伟，其语录议论甚高，气象甚阔。初学者读之，可以开拓心胸。”曰：“陆象山曰：此是大丈夫事，么麽小家相者，不足以承当。又曰：大世界不享，却要占个小蹊径；大人不作，却要为小儿态，直是可惜。又曰：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中，须是做得人，方不枉。读以上数语，皆可令人感发兴起，志于圣人之道。”曰：“王新建于致知之中，增一良字，极有功于后学。”曰：“阳明先生社学法最好。欲教童子歌诗习礼，以发其志意，肃其威仪。”(以上皆《思辨录》)则于象山、阳明，皆极倾倒。其稍稍有不足之辞者，以欲防末学横流之失，不得不言之益慎耳。且吾尝读《桴亭诗文集》矣，其《与张受先论学书》谓：“尝读先儒语录，至鹅湖一会，未尝不踊跃思慕，咤为绝盛。又未尝不叹息追悼，痛其开千古辩争之门也。盖自世远言湮，天下万世之望孔氏门墙而趋者，盖无几矣。其不幸而同趋之中，又有异趋者焉。自孔子秉铎于上，颜、曾、游、夏皆出其门，已不能必其一志而同科矣。而况数千百年之远，学问师传，入门得力，各有所见。其稍稍不同，又何怪焉！故愚谓友朋相遇，当各言其所得。苟其所志同、所学同，所师传得力又同，则坦然倾竭而不敢少秘其私。如或不然，则亦欿然不自满，退然不自胜，各尊所闻，各行所知，以俟诸天下万世之公评而已矣。彼此互辩，两贤相厄，岂所望于有道者邪！”知入门得力，各有所见，而不同为不足怪。故虽主程、朱，而亦兼用陆、王，此正先生之所以成其为广大。而唐镜海(名鉴，湖南善化人。嘉庆进士，官至太常卿)作《学案小识》，乃必欲推尊先生，谓其谨守程、朱家法。一孔之见，真不足与语大儒之事也。
桴亭鉴于明儒空疏之失，故其学凡象纬、律历、兵农、礼乐，以及当代刑政、河漕、盐屯诸务，无不穷究。尝曰：“圣人生末世，真是任大责重。使达而在上，则凡井田学校，前人已坏之法，皆其事也。穷而在下，则凡理学经济，前贤未备之书，皆其职也。”又曰：“六艺古法虽不传，然今日所当学者，正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用世，不可不讲。俗儒不知内圣外王之学，徒高谈性命，无补于世。此当世所以来迂拙之诮也。”今《思辨录》有《读书目录》，分十年诵读、十年讲贯、十年涉猎。自经史、诗文、诸儒语录，以至天文、地理、农田、水利、兵法之书皆备。而尤致意于《本朝事实》、《本朝典礼》、《本朝律令》。注曰：此三书最为知今之要。若先生之学，真无愧于经世致用者矣。然博学之功，仍须一反之笃行。故又曰：“学问从致知得者较浅，从力行得者较深。所谓躬行心得也。”(以上皆《思辨录》)曰：“儒者宁可行过乎言，质过乎文。”(《思辨后录》)盖以体用言，即两不可废。故曰：“君子进德修业。德者，体之立也，内圣之所由积也。业者，用之著也，外王之所由成也。”(《文集·讲学纪事序》)以本末言，即本尤重于末。故曰：“道之外无学，道学之外无人。”(《思辨录》)是故桴亭之学，既殊腐儒之空疏，而亦不同俗学之泛滥。荀子以“以浅持博，以一持万”谓之大儒，若先生者，盖可以当之矣。
桴亭言性，有与前儒不同者，其详在《性善图说》。而大略则具于论高、顾两公(即景逸、泾阳)语录大旨。盖其东林讲学之文也。曰：“人性之善，不必在天命上看，正要在气质上看。何以言之？性字是公共的。人有性，物亦有性。禽兽有性，草术有性。若在天命上看，未著于人，未著于物。人之性即物之性，物之性即人之性，无所分别也。无所分别，而谓之至善，则人至善，物亦至善。何以见得至善必当归之于人？惟就气质之性上看，则人之性不同于物之性，禽兽之性不同于草木之性。人得其全，物得其偏。人得其灵，物得其蠢。人得其通，物得其塞。其为至善，必断断属之于人无疑。人苟实见得此理，则天命之性，固是至善，气质之性，亦是至善。学问之功，愈不可少。何以言之？天命之性，浑然至善，固不须学问，而亦着不得学问。气质之性，幸不同于草木鸟兽矣，然不学，则善者亦归于不善。且看禽兽草木，同是气质，惟不知学，不能学，则终不能善。故曰：人为万物之灵，人之气质之性，亦至善也。”(《文集》)桴亭自言从《易·系》“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悟入。吾则以为有感于明儒自龙溪、心斋以后，言性者坠入渺茫，故转从气质有形处寻一着落，以救其一时之弊耳。其言曰：“近来论性，只是二种。一种是遵程、朱之言，跬步不失。说义理，说气质，只在文义上依样葫芦，未见真的。其为弊似乎有二性。一则离却气质，全说本然，极是高明。而其下稍全是打合释、老，离经叛道。二者之失惟均。然高明之为害更大，学者不可不知。”(《思辨录后集》)观此，意固可见。然而曰：“气质二字，因张子与天地之性分别后，诸儒皆作不好的说，以后递相传习。人但一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