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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姚际恒文集-清-姚际恒-第309页
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今王制取其文而易「地」字为「田」字，亦所以避雷同也。
陈用之谓：「禄以田为主，以其制禄，故虽地亦谓之田。」此解近之。乃有好为穿凿者，实以「田亩」为解，如：陈可大则与孟子全异矣；季明德且以孟子之「地」而亦为「田」矣；叶少蕴又牵合乎周礼矣，皆足惑世，故辨之。陈氏曰：「天子以下，皆言田而不言地者，以地有山林、川泽、原隰、夷险之不同，若限以地里，而不计田里，则井地不均，谷禄不平矣。」按：后章言「田」之实数，曰「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不知此所云「天子之田千里者」，已三分去一乎？抑未乎？如未三分去一，则「天子之田」仅为六百余里，而不得谓之千里；既谓「实田」，必已三分去一矣，则「天子之地」又为一千三百余里，而不得谓之千里。若是，不与孟子之文全相剌缪乎？且「井地不均，谷禄不平」，为有国者禁毫强兼并而言，若先王画地分封之初，岂为是乎？又曰：「田数有二：分田之里以方计，如方里而井是也；分服之田以袤计，如二十五家为里是也。」不知此云「天子之田」者，以方计耶？以袤计耶？季氏曰：「三分去一之说本王制，然考之孟子：『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则畿内天子之地当实田，田既损除，用必不足。故王制于此亦言方千里云云，而不言地。」按：此谓孟子之「地」当为王制之「田」者，屈孟子以从汉儒，殊为悖妄。且千载而下，重代古人忧乏用，又可笑也。叶氏曰：「周官大司徒言『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下至诸男，犹方百里』，与此制异者。周官合山林川泽而言，则谓之『地』；王制止于可食之地，则谓之『田』。以其地方五百里，而去山林川泽，取其可食者半，则是附庸在其中；以其田方百里皆可食之地，而山林川泽不在焉，则是附庸在其外。由此观之，周公斥大九州岛之界，公侯之国盖有增多附庸，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亦无增损，然百里、七十里之国其大足以兼附庸，五十里之国小不足以兼附庸。故司徒之职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是去山林川泽而其一，应于实封五十里；『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乃止于二十五里，不应实封之数，何也？则疑诸男为附庸之国，此周司徒所以列于殷以备五等，而其实则附庸也。」按：此说窃周礼司徒先郑之注，最为牵合无理据。云五百里去山林川泽可食者半，则为二百五十里，附庸在其中，除应得一百里，附庸乃有一百五十里，不几末大于本乎？又谓诸子地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固合五十里之数，然王制诸男亦五十里，周礼则一百里，如其四分之一，仅得二十五里，又不合于五十里之数，于是疑周礼为附庸，然终以王制明分子男与附庸，则谓王制诸男为殷礼焉。呜呼！岂有王制公侯伯子皆言周，而男独言殷乎？即三尺之童亦知其谬矣！已上三说皆误，以「田」字实作「田亩」解故至此。然则实王制偶易孟子之一字使然耳，君子立言固不可不慎哉。
若郑氏之说，则又异是。其言曰：「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以为一，则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异畿内谓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犹因殷之地，九州岛之界尚狭也。周公摄政致太平，斥大九州岛之界，制礼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后为公，及有功之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按：郑解王制皆以与周礼不合，故执周礼之说而以王制为殷礼，此其谬之始见者也。其谓夏殷爵三等者，元命苞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象三光。」说者因以为文家爵五等，质家爵三等。又礼纬含文嘉云：「殷爵三等，夏亦三等。」皆纬言不经之说。疏驳纬书为不可用，可为有见。又引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以证郑（「周」字，原误作「郑」，今径改。），武王初定天下之说，则误。盖郑不见古文也。又谓「殷爵惟公侯伯三等」，然以殷有箕子、微子，则曰：「异畿内谓之子。」不审何以知「子属畿内采地之爵」乎？即曰「属之畿内」，何以遂不得列于公侯伯乎？又桓十一年，公羊传云：「郑忽何以名伯子男一也？」何休云：「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命伯子男以为一。」何休之说亦属乖违。若公羊之意本谓合「伯子男」皆称「子」，此自成说。郑引证之意，乃是谓合「伯子男」皆称「伯」，说同而义不同，不可通矣。郑本欲执周礼「五等之爵」「五等之土」为主，而以王制为殷制，然王制「土为三等」与周礼异，「爵为五等」与周礼同，于是介于殷与周之间，而曰：「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犹因殷之地，九州岛之界尚狭也。」如此乃得伸其周礼之说，其用意可谓巧矣。岂知周公于武王相去几何？而遽能斥大武王时地界，使百里而为五百里，七十里而为三百、四百里，五十里而为百里、二百里，虽稚子亦不信之矣。王介甫曰：「王制封国三等，古者九州岛之地以及四海之内莫不各有君长，苟斥而大之，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