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其静者,非得其不闻不睹之体为之主不可也;譬则欲植树木之根,以达于枝叶花实者,非得天地元气之生意为之主不可也。(语论)[论语]曰:『孝弟为仁之本。』本其所以生也;孟子曰:『扩充四端。』在乎反求本心而尽之存之尔;中庸曰:『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只是诚之不可掩如此;程子曰:『中者,天下之正道。出则不是,惟敬而无失,则所以中也。』颜子非礼之勿,以参前倚衡之体为之主也;尧、舜之兢兢业业,以允执厥中为之本也;文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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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遑暇食,以昊天出王游衍故也;成汤之昧爽丕显坐以待旦,以顾諟天之明命故也。因觉学者之所求不可遽及高远汗漫,惟是反己守约而正其本,在于无声无臭是已。自初学以至于圣人,自幼以至于老,自静居以至于应天下,皆同此定体,皆同此工夫,无一时而可息,无一时而可异。存是定体,由是常功,必将逐日逐月、逐事逐物,无不有感通之妙。至于感通之极,格于神明,光于四海,则体用大备,斯成人矣。」
要认得无声无臭,须是认得上天之载,体用隐显,一原无间。若只取无声无臭作深远题目看,便终无著实处。程明道亦云:「中庸言道,只消无声无臭四字,总括了多少。」又云:「中庸之语道,其本在于无声无臭,其用至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自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复归于无声无臭,此言圣人心要处。」此数言切须理会,见得贯串,方是识心。
史记问:「随处体认天理,工夫固然,奈何习心遮蔽,念头把持不定,用力操存,反复如故,又有出入无时,莫知其乡之病。近日求寻此心,稍觉有主,所使必由中出,似亦近理,然而不见本体者何?」
所谓把持用力求心,皆是助长之病,如何得见本体?子可存心于勿忘勿助之间,久当自见之。
刘昊问:「罗仲素曰:『观喜怒哀乐未发之前作何气象。』程伊川曰:『喜怒哀乐未发之前而求所谓中者。』探二先生之言,是欲人静中察见本体,意固善矣。然学者不善体认,不以清虚为本体、以气定为天理者几希,天理本体何曾见得?昊向时亦落在此病。窃以观喜怒哀乐未发之前作何气象,不若观戒慎恐惧之间是何气象之为得也。喜怒哀乐之前而求所谓中者,不若勿忘勿助之间而求所谓中者之为真也。如是体认,方有实地,动静皆在,否则终无了当。」
说著求字便不是。但存心于勿忘勿助之间,天理便自然呈露于前,安用求乎!然能发此问,亦见吾子之用功路脉勿失。
王元德问:「语曰:『求善于未可欲之前。』所谓未可欲之前,指寂然不动之理而言,非有外于可欲之端,而别求寂灭之地也,但即其萌动之几而存存焉,则其未可欲之前,即在其中矣,所谓静以上不容力,动以养其静者也。若必欲舍动处而别求静,以为未可欲之前,吾见天理于是乎息矣。可欲之几,正天理流行不息之处也,是以大学难语中有曰:『未接物之时,亦可以预格之乎?曰:有之,可欲之善而已。』亦可以见人心可欲之几,无间可容息者也。然而未可欲之前,浑然一体,体存则心生,心生则几动,自欲之、自得之,活泼泼地而弗可已矣。然则可欲之善,乃存其本然之体以得之,乃不求之求也。」
说「不求之求」甚是。
此即是勿忘勿助之间,著不得力处,随其感寂而吾不与,感则为之可欲之善,寂则为未可欲之前,求之则不是,盖可欲之善即善几也。
视问:「诸生夜会于崇正堂,论及孔子、伯夷,或以为皆古圣人,譬诸皆足色之金,而分量不同;或以为性同学同而气质不同;或谓二圣人者,易地则皆然;或谓伯夷终不可为孔子。视以为大而化之之谓圣,夫惟大则与天高明、与地广大,惟化则与四时交通。是故孔子毋意毋必,无可无不可,去父母之道则迟迟吾行,去他国之道则接淅而行;磨而不磷、涅而不缁,则公山佛肸可往;辞孙而不卑、道存而不亢,则阳货可见。一张一弛,千载之下,人见其如太和元气之流行于四时而已。故夫一阴一阳,天道之中也;一刚一柔,地道之中也;一仁一义,人道之中也。道中而已矣,故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仁智合一,中立而不倚,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者,孔之之所以圣也。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勿忘勿助而天理见前,颜子其进于是矣。见其进而未见其止,故曰:『具体而微。』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子路不入,彼有以自守,贤人之德也,伯夷之清也。孟子所谓『皆古圣人』,孔子所谓『古之贤人』,盖意必固我,贤人所不能无。自颜子以上,则便不然,纔有一毫见识,则就执一边矣。是故以孔子而居伯夷之地,则内明外顺,以蒙大难,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当为文王之至德。文王之心,太伯之心也,夷齐扣马之心也,武未尽善,孔子惜之,是则同也。以伯夷而在孔子之时,则去齐去鲁,未必其能依乎中庸;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则将与沮溺者滔滔矣。自伯夷观孔子,孔子为不恭;自孔子观伯夷,伯夷便隘,故曰:『商、周之际,道在箕子。』而不曰在伯夷者,盖不食周粟之道,与为周陈洪范者,弘狭不同,此其所以异也。守之则为贤,化之则为圣,孰与异地而皆然哉?盖合下气质之禀与孔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