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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牧斋初学集-清-钱谦益-第375页
之首尾，不出于一事，一代之人，胪传为千百，而千百人之本末，不出于一人。所谓一事一人者何也？吾所谓创守治乱，废兴存亡，升降质文，包举一代之全史者也。匠人之营国，县地视景，规方既定，则左祖右社，面朝后市，举不出其经营之内。迁、固之史，所以度越百代者，如是而已。自晋以后，变尤多而其文益下。奋乎百世之下，断然以古人为法，而后世有所准绳，则无如欧阳氏矣。欧阳氏之作《五代史记》也，上下五十余年，贯穿八姓十国，事各有首尾，人各有本末，而其经纬错综，然于指掌之间，则史家之法备焉。本纪以谨严为主，而琐事靳语，于《家人》《杂传》发之。朱梁之家事，见于《家人传》，所谓不可道也。唐庄宗弑而书崩，而其事详于伶官传，讳而不没其实也。晋出帝之北徙，详于《家人传》，而咨尔子晋王之册，著于《四夷附录》，为中国讳也。有列传以为之区分，有杂传以为之隐括。而《一行》之次于死节死义也，所以劝忠也。唐六臣之次于《一行》也，所以耻六臣也。《义儿》《伶官》次于《六臣》，而《杂传》又次之也，所以著类也。上下五十余年如一季，贯穿八姓十国如一国，举其一二，其全书可知也。以欧阳氏之史法，考之迁、固，若合符节。而其文章之横发旁肆，与太史公掉鞅下上，则又其余事焉矣。世之君子，侈言古文，曰：“迁、固以下无史。”又曰：“欧阳氏之史，欧阳氏之文而非《史》《汉》之文也。”彼固不知文，又安知史？不知太史公，又安知欧阳氏哉？文中子不云乎：“昔圣人述史三焉。六经、史之祖也。左氏，太史公，继别之宗也。”欧阳氏，继祢之小宗也。等而上之，先河后海，则以六经为原；等而下之，旁搜远绍，则以欧阳氏为止。此亦作史者之表识，而论史者之质的也。五代以后，则又有可得而言者矣。国统之离合，昔人辨之者众矣。元人修端之议，以谓当以五代之君，通作南史；辽兼五季前宋为北史，建隆至靖康为宋史，金、源与南宋为南北史。夷狄之臣，尊胡虏而卑诸夏，无足怪也。近世儒者之论，则谓当以宋统辽、金，如刘、石、符、姚之载记，尽削帝谥陵号，以比四夷称子之例。又欲刊落蒙古一代之史，附于帝既亡之后。此又非通论也。当胜国修三史时，正统之论，喧呶史局。揭斯曰：“莫若厘为三史，而各统其所统。”众论乃定。我太祖高皇帝曰：“元有国一百六十二年，国可灭，史不可灭。”大哉斯言，万世不能易也。然则国统之离合，盖可以无辨矣。以纪载之得失言之，宋以下四史，其文辞烂然可观。而金史叙南迁丧乱之惨，记刘祁论相之辞，亦古者良史之遗志也。独于史法，皆不能无憾焉。史之有本纪，一史之纲维也。今举驳杂细碎志传所不胜书之事，罗而入之于本纪。古之为史者，本纪立而全史已具矣；今之为史者，全史具而本纪之规摹犹未立也。发凡起例，举无要领，纪事立传，不辨主客。互载则复累而无章，迭举则错迕而寡要。此三史之同病也。《宋史》在三史中卷帙最多，而阙略亦不少。如《韩琦传》不载仪鸾司撤帘之事，《狄青传》不记与曾公亮论方略之详，考一代家传别录，有不可胜书者矣。又如史弥远之传，但序官阀，兼载奏章，而末缀数语，谪其奸邪。首尾两截，褒刺失据，不已疏乎？作史者既无要领，则纪载不得不烦。凡窜身边事，挂籍党人者，人立一传，浩如烟海，而才人志士，参列其间者，类皆冒没于枯竹汗简之中，不已亻真乎？秉笔之臣，身在胜国，有岛夷索虏之嫌，内夏外夷，安攘恢复之大义，皆未敢以讼言。至于靖康之流离，淳熙之屈辱，皆没而不书，则何以著臣虏之羞，严事仇之讨乎？它如崖山之故事，桑海之遗录，与宋之遗民故老，哭西台而树冬青者，一切抑没而不书。虽曰定、哀多微词，不已过乎？此《宋史》之失也。《元史》成于洪武二年，元统已后，续成于三年。自开局以至削稿，皆不过五六月而已。国初禁网促数，多所忌讳，而又限之以条例，要之以时日，焚膏宿火，仅而成书。非有老于文学，熟谙掌故，如宋、王二君子总领其事，欲成一代之史，何可得也？然仅可称稿草而已。其初进之表，所谓往牒舛讹之已甚，而他书参考之无凭，虽竭忠勤，难逃疏漏者，盖实录也。此四史得失之梗概也。明兴，至嘉靖、万历之间，谈史者纷如矣。以郑端简之博雅，其论赞可比于陈寿，而才识远不逮于欧阳，又况于所谓侈谈古文者，其于史家之法，概未有闻焉者乎？万历中以阁臣之请，开局纂修，未卒业而报罢，论者惜之。虽然，令南充不死，史局不罢，一代之成书，遂可凌唐、宋而上之乎？於乎！此非生之所敢知也。以二百五十余年之久，日历起居，因仍往事，轩上计，弗询郡国，一旦欲贯串掌故，罗放失，盖已难矣。其尤难者，则无甚于国初。《秦楚之际》，太史公有《月表》矣，系楚于秦，所以系汉于楚也。龙凤之于我明也，高皇帝未尝讳也，而载笔之臣讳之。今其事若存若亡矣，即不必列之世家，亦当存以《月表》之法，而谁与征之？伪周之事，一时遗臣故老，如陈基、王逢所纪载，皆凿凿可据，而考之《元史》、国史，无论事实牾，即岁月亦且互异。基与修《元史》，非见闻异辞者也，而又使谁正之？至于鄱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