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书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
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若如所论，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也。先儒所传，皆不其然。答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示制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固当依《传》以为断。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梁》，适足自乱。预今所以为异，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盖丘明之志也。
其人疑错，则备论而阙之，以俟后贤。然刘子骏创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颖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故特举刘、贾、许颖之违，以见同异。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梁》无明文，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丘明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鲁，危行言逊，以避当时之害，故微其文，隐其义。《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经》终孔丘卒，敢问所安，答曰：异乎余所闻。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盖伤时王之政也。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此圣人所以为感也。
绝笔于「获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曰：然春秋何始于鲁隐公？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坠，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所书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历，即周正也；所称之公，即鲁隐公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鲁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此其义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来，情见乎辞，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此理之常，非隐之也。圣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后，方复隐讳以避患，非所闻也。子路欲让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论也。先儒以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以妖妄，又引经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诬。据《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数，故余以为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于所起，为得其实。至于反袂拭面，称吾道穷，亦无取焉。
（《文选》，《唐石经春秋传》）
◇《春秋左氏传》后序
太康元年三月，吴寇始平，余自江陵还襄阳，解甲休兵，乃申抒旧意，修成《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始讫，会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科斗书久废推寻，不能尽通。始者藏在秘府，余晚得见之。所记大凡七十五卷，多杂碎怪妄，不可训知。《周易》及《纪年》最为分了。《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于远国也。其《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
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相次。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记也。推校哀王二十年，太岁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韩襄王之十三年，赵武灵王之二十七年，楚怀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齐王之二十五年也。上去孔丘卒百八十一岁，下去今太康三年五百八十一岁。哀王于《史记》，襄王之子，惠王之孙也。
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书《纪年篇》，惠王三十六年，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记》误分惠成之世，以为后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称谥，谓之今王，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文称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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