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在於举士。是以三代尚德,尊其教化,故其人贤;西汉尚儒,明其理乱,故其人智;後汉尚章句,师其传习,故其人守名节:魏晋尚姓,美其氏族,故其人矜伐;隋氏尚吏道,贵其官位,故其人寡廉耻;唐承隋法,不改其理。此天所以待圣主正之。何者?进士以诗赋取人,不先理道;明经以墨义考试,不本儒意;选人以书判殿最,不尊人物。故吏道之理天下,天下奔竞而无廉耻者,以教之者末也。阁下岂不谓然乎?
自顷有司试明经,奏请每经问义十道,五道全写疏,五道全写注。其有明圣人之道,尽六经之义,而不能诵疏与注,一切弃之。恐清识之士,无由而进;腐儒之生,比肩登第,不亦失乎?阁下因从容启明主,稍革其弊,奏为二等:其有明六经之义,合先王之道者,以为第一等;其有精於诵注者,与精於诵疏者,以为次等;不登此二科者,以为下等。不亦善乎?且明六经之义,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明六经之注,与六经之疏,小人之儒,教之末也。今者先章句之儒,後君子之儒,以求清识之士,不亦难乎?是以天下至大,任人之众,而人物殄瘁,廉耻不兴者,亦在取士之道,未尽其术也。诚能革其弊,尊其本,举君子之儒先於理行者,俾之入仕,即清识君子也;俾之立朝,即王公大人也。一年得一二十人,十年得一二百人,三十年得五六百人,即海内人物,不以盛乎?昔唐虞之盛也,十六族而已;周之兴也,十乱而已;汉之王也,三杰而已;太宗之圣也,十八学士而已,岂多乎哉?
今海内人物,喁然思理。推而广之,以风天下,即天下之士,靡然而至矣。是则由於有司以化天下,天下之士,得无廉耻乎?冕顿首。
○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
冕再拜上书相公阁下:昨得蒋起居书,伏承相公以冕《论房杜二相书》并《答江西刑政论》共四本,以付史馆。冕惕然自失,惧辱相公之厚意,遂取旧本,删改数处,愧无运斤之妙,徒有伤手之责,谨随状献上,退而自惭。去年又续奉相公手疏,以国家承文弊之後,房杜为相,不能反之於质,诚如高论。又以文章承徐、庾之弊,不能反之於古。愚以为不然。故追而论之,以献左右。
且今之文章,与古之文章,立意异矣。何则?古之作者,因治乱而感哀乐,因哀乐而为咏歌,因咏歌而成比兴。故《大雅》作,则王道盛矣;《小雅》作,则王道缺矣;《雅》变《风》,则王道衰矣;诗不作,则王泽竭矣。至於屈宋,哀而以思,流而不反,皆亡国之音也。至於西汉,扬、马以降,置其盛明之代,而习亡国之音,所失岂不大哉?然而武帝闻《子虚》之赋,叹曰:“嗟乎!朕不得与此人同时。”故武帝好神仙,相如为《大人赋》以讽之,读之飘飘然,反有凌□之志。子云非之曰:“讽则讽矣,吾恐不免於劝也。”子云知之,不能行之,於是风雅之文,变为形似;比兴之体,变为飞动;礼义之情,变为物色,诗之六义尽矣。何则?屈宋唱之,两汉扇之,魏晋江左,随波而不反矣。故萧曹虽贤,不能变淫丽之体;二荀虽盛,不能变声色之词;房杜虽明,不能变齐梁之弊。是则风俗好尚,系在时王,不在人臣明矣。故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别是一枝耳。当时君子,耻为文人。《语》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文章技艺之流也,故夫子末之。是以四杨荀陈,以德行经术,名震海内,门生受业,皆一时英俊。而文章之士,不得行束修之礼。非夫两汉近古,由有三代之风乎?惜乎系王风而不本於王化,至若荀孟贾生,明先王之道,尽天人之际,意不在文,而文自随之,此真君子之文也。然荀孟之学,困於儒墨;贾生之才,废於绛灌。道可以济天下,而莫能行之;文可以变风雅,而不能振之。是天下皆惑。不可以一人正之。今风俗移人久矣,文雅不振甚矣,苟以此罪之,即萧曹辈皆罪人也,岂独房杜乎?
相公如变其文,即先变其俗,文章风俗,其弊一也。变之之术,在教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伏维尊经术,卑文士,经术尊则教化美,教化美则文章盛,文章盛则王道兴。此二者,在圣君行之而已。冕再拜。
○答孟判官论宇文生评史官书
昨暮辱问,兼示所寄宇文生书,忧深思远,推仲尼之道,见天地之心,甚善。来书之意,远者大者,斯尽善矣。其愚之所谕者,辄备闻见,以献左右。
宇文生云:“仲尼因旧史修《春秋》,所记不过二百四十二年。今子长乃轶孔氏而修数千年荒绝之书,助以黄老寓托之说。仲尼之所二,子长之所一;仲尼之所难,子长之所易。”美则美矣,愚以为未尽。昔大雅丧然後颂声寝,王泽竭然後诗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孔子惧,作《春秋》以一王法,於是记言事以为贬,尽闻见以为实辞。举凡例以为异同,此夫子之所见也,故书之;所闻异同,此夫子之所闻也,故书之;所传闻异同,此夫子之所传闻也,故书之。非此三者,夫子不书,此圣人之志也。非当十二公之事,圣人以为易;过十二公之事,圣人以为难明矣。六经之作,圣人所以明天道,正人伦,助治乱。苟非大者,君子不学;苟非远者,君子不言。学大则君子之德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