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年不可阙故书也。观其作之意，将以包该事迹，参贯话言，纤悉百代之务，成就一家之说，必新制度而驰才力焉。又编年纪事，束於次第，牵於混并，必举其大纲，而简於序事，是以多阙载，多逸文，乃别为著录，以备书之言语，而尽事之本末。故《春秋》之作，则有《尚书》，《左传》之外，又为《国语》。可复省左史於右，合外传於内哉？故合之则繁，离之则异，削之则阙。子长病其然也，於是革旧典，开新程，为纪为传，为表为志，首尾具叙述，表里相发明，庶为得中，将以垂不朽。
自汉及今，代已更八，年几历千，其间贤人摩肩，史臣继踵，推今古之得失，论述作之利病，各耀闻见，竞夸才能，改其规模，殊其体统，传以相授，奉而遵行，而编年之史遂废，盖有以也。唯荀氏为《汉纪》，裴氏为《宋略》，强欲复古，皆为编年。然其善语嘉言，细事详说，所遗多矣，如览正史，方能备明。则其密漏得失，章章於是矣。今之作者，苟能遵纪传之体制，同《春秋》之是非，文敌迁、固，直如南、董，亦无上矣。傥舍源而事流，弃意而征迹，虽服仲尼之服，手绝麟之笔，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谓之好古则可矣，顾其书何如哉？
○东晋元魏正闰论
论曰：王者受命於天，作主於人，必大一统，明所授，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舜传之尧，禹传之舜，以德禅者也；桀放於汤，受杀於武，以时合者也；秦灭二周，兼六国，以力成者也；汉革秦社稷，以义取者也。故自尧以降，或以德，或以时，或以力，或以义，承授如贯，终始可明虽殊厥迹，皆得其正。以及魏取於汉，晋得於魏，史策纪载，彰明可知，百王既通行，万代无异辞矣。惠帝无道，群胡乱华，晋之南迁，实曰元帝，与夫祖乙之圮耿，盘庚之徒亳，幽王之居彘，平王之避戎，其事同，其义一矣。
而拓跋氏种实匈奴，来自幽代，袭有先王之桑梓，自为中国之位号。谓之灭耶，晋实未改；谓之禅耶，己无所传。而往之著书者有帝元，今之为录者皆闰晋，可谓失之远矣。或曰：“元之所据，中国也。”对曰：“所以为中国者，以礼义也；所谓夷狄者，无礼义也。岂系於地哉？杞用夷礼，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纣之化，商士为顽人矣；因戎之迁，伊川为陆浑矣。非系於地也。晋之南渡，人物攸归，礼乐咸在，流风善政，史实存焉。
魏氏恣其暴强，虐此中夏，斩伐之地，鸡犬无馀，驱士女为肉蓠，委之戕杀，指衣冠为刍狗，逞其屠刈，种落繁炽，历年滋多。此而帝之，则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天下之人，有登山而饿，忍食其粟而立其朝哉？至於孝文，始用夏变夷，而易姓更法，将无及矣。且授受无所，谓之何哉？”又曰：“周继元，隋继周，国家之兴，实继隋氏，子谓是何？”对曰：“晋为宋，宋为齐，齐为梁，江陵之灭，则为周矣，陈氏自树而夺，无容於言。况隋兼江南，一天下而授之於我。
故推而上，我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於尧舜，得天统矣。则陈奸於南，元闰於北，其不昭昭乎？其不昭昭乎！”
○孟子荀子言性论
论曰：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子曰：“其善者伪也。”是於圣人，皆一偏之论也。推而言之，性之品有三，下愚、中人、上智是也。圣人言性之品亦有三，可上、可下、不移是也。黄帝生而神灵，幼而徇齐；文王在母不忧，在师不烦；後稷不坼不副，克岐克嶷。之谓上智矣。齐桓公以管仲辅之则理，以易牙辅之则乱；子夏出见纷华而悦，入闻仁义而乐。之谓中人矣。越椒之生，熊虎之状；叔鱼之生，溪壑之心。谓下愚矣。是故有有生而恶者，得称性善乎哉？
有生而善者，得称性恶乎载？故曰孟子、荀卿之言，其於圣人，皆一偏之说也。穷理尽性，惟圣人能之。宜乎微言绝而异端作，大义乖而偏说行。孟子大儒也，荀卿亦大儒也，是岂特开异门，故持曲辩哉？盖思有所未至，明有所不周耳。即二子之说，原其始而要其终，其於辅教化尊仁义，亦殊趋而一致，异派而同源也。何以明之？孟子以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性之生善，由水之趋下，物诱於外，情动於中，然後之恶焉，是劝人汰心源返天理者也。
荀子曰：“人之生不知尊亲，长习於教，然後知焉；人之幼不知礼让，长习於教，然後知焉。”是劝人黜嗜欲求善良者也。一则举本而推末，一则自叶而流根，故曰二子之说，殊趋而一致，异派而同源也。虽然，孟子之心，以人性皆如尧舜，未至者斯勉矣；荀卿之言，以人之性皆如桀跖，则不及者斯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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