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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晚清文选--郑振铎-第111页
党，悉置之法。
按钞之利厚，民必思伪造，虽立严刑以禁之，而伪造者，犹冀其事之不败露也。若非立赏募告，则人以为首告者，损人而不利己，非素有仇怨，又谁肯为之乎？兴祖之治沿山善矣。窃以为伪造者，既重其罪，凡亲族邻里，知而不举者，皆当缘坐，而首告者，必予重赏。凡官长能发觉逮治者，必立予迁擢。如是则人皆畏法悦赏，而伪造之弊自绝矣。
○重钞之术
宋孝宗以内帑金帛易楮，藏于内库者四百万，行于民间者仅二百万，一时楮币重于黄金。龚茂良奏：闻得商旅往来贸易，竞用会子，一为免税，二为省脚乘，三为不复折阅。以此观之，大段流通。叶衡奏：今诸处会子甚难得，宜量行支降行使。上曰：未可，向来止缘所出数多，致有今日之弊。今须少待，徐议施行。上又曰：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
按孝宗谓会子少则重，多则轻，是诚然矣。然亦不患其出之多，而第患其入之少。苟收敛有术，则钞亦流转于上下而无穷，奚至于多而轻哉。
《宋史》云：高宗因论四川交子最善。沈该称提之说，谓官中常有钱百万缗，如交子价减，官用钱买之，方得无弊。淳熙七年，以十八界与十七界会子，更不立限，永远行使。十一年以会价增减，课其官吏。
金明昌三年，敕尚书省曰：民间交钞流转，当限其数，勿令多于见钱也。按此亦同宋孝宗之意。
明昌中宰臣奏：民间所以难得钱者，以官豪家多积故也。在唐元和间，尝限富家过二千者死，王公重贬，没入，以五之一赏告者。上令参酌定制，令官民之家，以品从物力，限见钱多不过三万贯。
按唐制过五千者死，其法太重，富家多蓄钱，罚之足矣。钞法行恐民蓄钱而不蓄钞，斟酌此法行之可也。
金承安二年，宰臣奏：旧立交钞法，凡以旧易新者，每贯取墨工钱十五文。至大定二十三年，不拘贯例，每张收八文。既无益于官，亦妨钞法，宜从旧制便。若以钞买盐引，每贯权作一贯五十文，庶得多售。上曰：墨工钱贯可收十二文，买盐引者每贯可权作一贯一百文。
按工墨费钱愈少，则民愈便。宰臣以为有妨钞者法谬也。若一贯之钞，而权作一贯一百文，使民乐于用钞则可行。
金高汝励曰：随处州府库内各有辨钞库子，钞虽弊不伪，亦可收纳。去都邑远之城邑，既有设置合同换钱，客旅经之，皆可相易。更虑无合同之地，难以易者。令官库凡纳缗钞者，受而不支，于钞背印记官吏姓名，积半岁赴都易新钞。如此，则缗钞有所归而无滞矣。
金泰和时，从辽东按察司杨云翼言，以咸平东京两路，商旅所集，遂从都南例，一贯以上用交钞，不得用钱。
又孙铎言：民间钞多，正宜收敛院务税诸名钱可尽收钞，秋夏税纳正色外，亦令收钞，不拘贯例。农民知之，则钞渐重，可以流通。
按此三说，皆所以使钞之必行。或问行钞可决信民之乐从否？曰：可。但当图之以渐，而用之有术尔。盖钞之利厚，必分散于官与民，使各享其利，然后行钞可常久不废，此能使钞必行之术也。
《日知录》云：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禁民间不得以金银为货交易，违者治其罪，有告发者就以其货给之。其立法若是之严也。九年四月己丑，许民以银钞钱绢代输今年租税。十九年三月己巳诏岁解税课钱钞。有道里险远难致，许易金银以进。五月己未，诏户部，以今年秋粮及在仓所储通其数，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银布绢钞定输京师。此其折变之法虽暂行，而交易之禁亦少弛矣。
按既禁用金银所以重钞也，而未几即许民易金银以进，是自坏其法也。顾亭林先生钱粮论，谓不收钱而收银，则河北之响马必多矣。此可知用银之弊，易长盗贼。盖钱货重实，盗贼所取无多，则因而止者多矣。若用钞则又轻而易藏，盗贼既不能知觉，又可多为标识，则窃之必易于败露，亦弭盗之善术也。夫以钞之虚为之母，以钱之质为之子，子母相权，民已甚便，又何为而必用银乎？明初觊于用银之利，故自弛其禁。而不知其长盗贼之风，启谋财害命之端，卒至开矿殃民，而国用益以不足，此计之失也。
○钞论之用
《金史》曰：有司言交钞旧同见钱，商旅惮于致远，往往以钱买钞，盖公私俱便之事，岂可罢去。
《金史》曰濮王守纯以下，奏曰：自古军旅之费，皆取于民间，朝廷以小钞殊轻，权更宝券，而复禁用钱。小民浅虑，谓楮币易坏，不若钱可久。于是得钱则珍藏，而券则亟用之唯恐破裂而至于废也。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钱日贵而券日轻。然则券之轻非民轻之，国家致之然也。不若量其所支，复敛于民，出入循环。则彼知为必用之物，而知爱重矣。今徒患轻，而即欲更造，不惟令不能信，且恐新券之复同旧券也。
按量其所支，复敛于民，自是善术，第患奉行之不力耳。金宣宗问：钞法如何而通？刘炳对：以敛散相权，则钞法通。
元世祖尝问太保刘秉忠钱币之法。秉忠对曰：钱用于阳，楮用于阴。华夏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