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江汉关征银一百八十九余万两，闽海关征银一百六十八万两余，潮海关征银一百四十八万余两，浙海关征银一百二十五万余两，九江关征银一百零四万余两，厦门关征银九十七万余两，芜湖关征银七十余万两，津海关征银六十九万余两，淡水关征银六十三万五千余两，镇江关征银六十三万一千余两，山海关征银五十四万余两，九龙关征银四十七万余两，台南关征银四十四万余两，拱北关征银三十八万余两，东海关征银三十三万余两，北海关征银二十五万余两，
重庆关征银二十万余两，宜昌关征银十一万余两，琼海关征银九万八千余两，蒙古关征银七万三千余两，瓯海关征银三万六千余两，龙州关征银一千七百余两。以上二十四关，征收之总数，即前七项征收之总数。
近年沪粤等关，收税所以益旺者，以洋药厘金归并之故，闽汉等关，收数所以渐衰者，以茶叶销路日衰之故。综计是年进口洋货，价银一万三千五百十万余两，进口正税，并洋药税，得银六百八十八万余两。覆诸值百抽五之数，无大悬殊。然洋药厘金，固尚不在内也。出口土货，价银一万零二百五十八万余两，出口正税得银八百二十五万余两，已逾值百抽八之数，所谓值百抽五者不符，则以土货之价，已大减于初定税则之时之价。盖丝茶二者为之也。
尝考夫财用盈虚之故矣。大凡土脉膏腴，物产充羡，壤博民殷，商货所趋，如水归壑，则税可赢。又或众力勤劬，工艺精良，流日广，为遐方日用所必需，则税可赢。又或地虽硗瘠，专产一物，如丝如茶，居民持恒业，远人闻而欣羡，则税可赢。又或绾谷通衢，因利而乘便，官山府海，发天地自然之藏，都泉布输写之会，则税赢。此数者，贵审其地形，开其风气，尤视大水之经纬脉络，以定群商之辐辏与否。夫上海扼长江之要，故税最多，广州扼粤江之要，故次之，汉口扼汉江之要，福州扼闽江之要，故又次之。
北方之水溜急沙淤，不便行舟，故虽以黄河之大且长，独无榷税极盛之关。夫殖财之源，因地势亦随人事天时而变者也。至若核其所征之税，而地之冲僻，民之贫富，物之衰旺，岁之丰歉，俱可借以考镜焉。余故摘记其大略如此。
○海关出入货税叙略
光绪十八年，进口洋药价银二千七百四十一万余两，洋布羽绫棉纱棉线价银五千二百七十万余两，泥羽哔叽毡绒价银四百七十九万余两，钢铁铜铅锡价银七百十三万余两，米价银五百八十二万余两，煤油价银五百零四万余两，海货价银五百二十万余两，煤价银二百万余两，自来火价银一百四十二万余两，其余杂货价银各数十百万两不等。都洋货价银一万三千五百十万余两，而纱布呢羽等几居进口货价之半，洋药亦几居四分之一。为中国宜设方略，计渐杜洋药来源，而劝导商民，仿洋法织布纺纱为第一要义。
其次开矿，其次炼铁，其次仿织呢羽毡绒，其次仿造自来火及制炼煤油。夫风气既开，而致富之能事尽此矣。出口丝茧价银三千零三十四万余两，绸缎价银七百九十六万余两，茶价银二千五百九十八万余两，棉花价银五百零八万余两，草帽缏价银二百零五万余两，糖价银二百零七万余两，纸价银一百五十七万余两，席价银一百二十九万余两，豆价爆竹价银各一百十八万余两，瓷器窑货价银一百零八万余两，其余杂货价银各数十百万余两不等。都土货价银一万零二百五十八万余两，丝茶两项为大宗，几占土货价十分之六。
如欲整顿土货，仍须注力丝茶，庶能握其纲领。其余如棉、糖、纸、席、草帽缏等物，苟能随事讲求，随时整理，亦有大益。此外土货俟铁路开通，必有于无意中畅销。如草帽缏之类者矣。
窃查光绪元二年间之约价，出入口货，略足以相抵，今以出货与入货相比较，中国馈银至三千二百五十余万两之多，何哉？近两年中洋货洋纱进口之价，逾于元二年间之价约三千四百万两，则中国亏银皆纱布畅销为之也。从此中国织妇机女，束手饥寒者，不下数千万人，岂细故哉！而谓道民纺纱织布尚可缓乎哉！抑余又闻纺纱之效，逾于织布。今日本通国经营，已获厚利，即华民自织之布，亦乐购用洋纱，以其价廉质良而易售。故华商偶设一二纺织之厂，亦无不获利者。
然则有提倡之责者，盍劝商民购机器设局，先仿洋法纺纱，以蕲渐及织布乎？
○海关出入货价叙略
是年货由英国运到者，值银二千八百四十七万余两，香港运到者，值银六千九百八十万余两，印度运到者，值银一千三百八十六万余两，新加坡运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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