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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光宣以来诗坛旁记--汪国垣-第21页
以文章显。惟囿于俗学，其格不高。余曾见其早岁所撰《闽中新乐府》一卷，即当时盛传闽中者。实则摭实传闻，略含讽刺，诗亦平平。后乃稍稍与文士往还，眼界较宽，而诗亦不出梅村末派。以其济以时务，在尔时风气中，固易得名也。及与王寿昌同译《茶花女》，名乃大显。居旧京时，海内诗人以陈散原、郑海藏为领袖，林氏遂亦弃其向所尊崇之江左派而不为，数年不作诗。辛壬改物后，乃又稍稍为之。已一变其故步，而清真挺秀之篇，往往遇之。陈庵尝语余：“琴南本俗学，所谓中年出家也。”盖以此云。惟琴南亦颇以才自负。其《畏庐琐记》，有记其早年以诗触忌一事，云：“甲申马江之衄，余曾有感事诗云：‘禁垣特简出群才，父老倾城洗眼来。画省香炉夸侍从，赤车院牒耀舆台。期门秋老军容冷，夜月芦花鬼哭哀。自是符离关小劫，魏公鼻息正如雷。’偶尔感喟，出之无端，弃去不复存稿。不意竟为同里王某所闻。数年后，适某相国督粤，见余代王福昌所拟《火药条陈》，大赏其精き。立召入，询稿所出，王以余告，相国大为激赏，尝于广坐称之。已而询及同里王某，王力诋余，且诵此诗以触相国之忌，于是复加怒骂。及祥符沈公督学闽中，累擢余高第，以积劳卒于官，因挽以联云：‘吾师大节，得司马公一字之诚，生平兼道学儒林，余渖犹沾循吏传；闽士私评，与宋文正千秋为偶，贱子尤感恩知己，斜阳独吊去思碑。’此联为上海《万国公报》所访载，相国复见之，谓闽人郑君曰：‘某某良有才笔，惟持论不公耳。’郑君举以告，余均一笑置之”云云。此一事亦可见琴南早年自诩其才笔之一斑。又有一则云：“余于前清某科应南宫试，文中偶用《管子》成句，曰：‘诸侯皆令已，独孤国非其国也。’某相国以淹雅称，被命为总裁，将‘令’字下一巨点，斥曰：‘不通。’后余睹落卷，莞然。后十年，余至京师，相国忽以人介绍，与余相见，出王廉州及石谷画册见示，过从甚欢。一日，相国忽问曰：‘君曾应春闱乎？’余曰：‘老母见背后，遂不北来。’相国曰：‘仆为总裁时，君亦在试否？’余曰：‘是科荐卷，适经相国之眼。’相国大惊曰：‘卷落矣，吾作何语？’余笑曰：‘第三艺用《管子》，公斥为不通，故未获售。’相国大。余大笑，乱以他语。相国曰：‘老悖，老悖！’”此一则正可与前条参观。某相国，即张文襄也。
○顾印伯
华阳顾印伯（印愚），以书名一时。余尝在梅畹华处见其为梅书易实甫《数斗血歌》便面，极工。后又见其与程穆庵手札多帧，萧散多姿，可称能品。王仲惠更以其家所印顾氏集联一册见赠，尤为隽永。其书在大令、登善、元章之间，信手挥洒，自然疏秀。闻其平日每晨起小饮后，即临河南雁塔《圣教》数过，日以为常，则其工力可知矣。余初莅渝州，居青年会，时程穆庵、乔大壮皆先后来。穆庵为印伯弟子，师谊至笃，曾为顾刊遗集。大壮与印伯为同乡世谊，皆曾亲炙有素者。闻大壮述其遗事云：印伯为人，品貌英伟，而言词嚅嗫，早有斗方名士之谤。或以顾不写大字故也。印伯为王湘绮弟子。《湘绮楼诗集》有《华阳篇》一诗，即赠印伯者也。而顾却不作王派诗。大壮偶询及也，则云：“老子其犹龙乎！”顾与乔本世谊，大壮大父损庵先生，长于印伯，甚相契。印伯筮仕湖北，追随直皮颇久。然曾至旧京三次：清光绪乙巳年到京，即住乔寓；戊戌年，住南城伏魔寺；最后民国元年，则与弟同住也。印伯于书法之外，亦工吟咏，诗格在玉溪、玉局之间。或有疑其专从晚唐人出者，非其实也。其家收藏汉、魏、六朝、三唐、两宋人诗集极富。尤喜集唐宋人诗句为联语。有得，则书于自制便条上，最精美。华阳王菊饮所印集联真迹皆是也。其未印者尚多，闻成都有川军黄军长家，庋藏盈箧。当乙巳年印伯在旧京时，乔损庵先生因有四孙，偶然忆东坡诗“朋来四男子，大壮泰临复”二句，因谓印伯曰：“大壮泰临复，君能集苏诗为偶语乎？”时损庵意此五字为四卦名，属对匪易，且长孙因苏诗有此，而字大壮，亦难稳切。印伯曰：“吾行医无苏诗。”损庵曰：“吾架上尚有所余施注苏诗。”因举以赠。印伯取出，实未寓目，但旋用坡诗“泛颍”句作对，即集成一联云：“欧阳赵陈余，传呼草市来携客；大壮泰临复，下有孙枝欲出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印伯随谓大壮曰：“君若嫌此联尚短，吾尚可增数字，何如？”因书云：“欧阳赵陈余，啸歌相乐，传呼草市来携客；大壮泰临复，妙侍侧，下有孙枝欲出林。”一气贯注，且皆坡句，然观者已叹服矣。（因此六句，不全在施注苏诗内，而实有散见于王注及纪评《苏文忠诗集》内者。）大壮又云：印伯平生最精饮馊。出游时，常命仆从挈竹丝食，量少而精。例如山鸡丁、酱瓜、冬笋，炒为一碟，但三物皆为大小同式正方形，是为冷食。每不喜啖牛、羊、葱、蒜。余如松花江白鱼、天津银鱼、马鞍桥鳝鱼，及广和居糟蒸鸭肝，必应有尽有。印伯食甚缓，每冫食，辄再热数次。喜饮黄酒，量颇宽。余见有人赠彼黑色绒帽一袭，彼御之至于临终。余见印老景像，鲜有不御此帽者。彼尝咏帽云：“不妨老去辽东皋，那得归从锦里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