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根极道要。近之诗人，争名好奇，胸次未尝有此，鄙之为头巾气。仆之性，固不以彼易此。且风化如水，易下难挽，士君子无论升沈，皆有世道之责，必扬其波而助之东乎！
茗香谓“孔氏之门如用诗，则汉之古歌辞升堂，《十九首》入室，廊庑之间从陶、杜”。此说较之“公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可坐于廊庑之间”自胜矣，然亦未尽允也。三代以後诗，或一代，或一集，全无入《三百篇》之室者，以圣贤相传“诗言志”、“思无邪”之旨，或不得之，或得之而未醇也，然其中可择而取焉。汉之乐府古歌辞及《十九首》，气体古质淡泊，皆与《三百篇》为近，则皆升堂者，不能调《十九首》独入室也。陶之高逸，杜之沈厚，气体虽不尽与汉同，亦皆升堂者也。
使陶、杜犹坐廊庑，则王、孟、韩、白等将安置乎？然汉之乐府古歌辞、《十九首》与陶、杜集，其中有精而又精者，实足以动天地而感鬼神，是又时入《三百篇》之室者也。茗香高视《十九首》而卑乐府，高视汉而卑陶、杜，此第以气体论诗，非知诗之本教者。
茗香又谓“汉诗之於《二南》，犹春秋时之鲁；魏诗犹齐；陶诗犹汉之文帝，虽不用成周礼乐，犹时时有其遗意”。亦不然。汉诗比《国风》，时或相似，然扬厉处多，以为似春秋时之鲁，则太弱矣。魏世高手如仲宣、公等，皆不足於古澹，去汉已远，去周更远，何能似春秋时之齐也？若子建直逼汉诗，陶公亦《三百》之苗裔，予故曰升堂也。今概言魏不及汉，已不足服子建之心，谓陶更降於魏，岂通论乎？大抵论诗有三要：一曰心术，二曰气体，三曰时运。
心术无古今，而气体不能无古今，则时运为之，不可贬也。或曰：气体可不讲乎？曰：否。如晋之潘、陆以逮梁、陈之徐、庾，唐之沈、宋以逮晚唐之温、李，宋之苏、黄以逮南宋之四灵，逞妍斗博，尚气弄巧，皆不能不为诗累，虽一时称巨手，然皆今人之诗也。气体乌可忽哉？虽然，气体当为今之古，不必为古之古。为古之古，则仿效形迹而为古之皮毛；为今之古，则独灵源而为古之苗裔。曹、陶气体，虽逊《三百》，然足为今之古。为今之古，则为时运转而不为时运累，即可许其复古。
昔孟子挺亚圣之才，其文不能脱战国风气，而究非《战国策》也，能谓其文与孔子异乎？故作文以心术为主，气体为辅；论文则心术、气体、时运三者兼焉。近人论诗，不知心术、气体，固属卑下，茗香不审时运，而徒以气体分升降，亦非通达而无滞者也。
宋景濂《答章秀才书》，於诗人源流甚详，而词多不精。如谓“陆士衡兄弟仿子建，颜延之祖士衡，陶元亮出於太冲、景阳，卢之、王子安欲跨三谢，韦苏州祖袭灵运，钱、郎远师沈、宋，韩昌黎初效建安，张文昌过于浮丽，刘梦得步骤少陵，孟东野阴祖沈、谢”。殆皆仿锺嵘而失之者。词多故不及辨。其所论诗人，各集具在，亦不必辨也。要之景濂长於文而不长于诗，故致此蔽耳。然明初高漫士廷礼著《唐诗品汇序》，彼固列於闽中五诗人者也。
於沈、宋第曰“新声”，於王右丞第曰“精致”，於韩昌黎第曰“博大”，於李义山第曰“隐僻”，於许丁卯第曰“偶对”，其品藻又可解乎？无论文人诗人，凡持论皆非易事，君子於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顾华玉谓“诗当要诸後世，不可苟悦於目前”，名论也。然谓“杜宗《雅》、《颂》而实其实，其蔽也朴，韩昌黎是也；李宗《国风》而虚其虚，其蔽也浮，温庭筠是也。盛唐王、岑诸公，依稀《风》、《雅》而以魏、晋为归，冲夷有馀韵矣，其蔽也俚而易，王建、白乐天是也”。是皆不免武断。三代以後，学《风》、《雅》者稀矣，学《颂》者尤稀，杜诗仰追《风》、《雅》，亦未及《颂》也。谓其诗无不实，亦非也。彼其运意深微屈曲，得风人之虚婉者多矣，华玉未之审耳。
太白宗《国风》，又兼《离骚》，其乐府古诗，往往有沈著入微处，谓其纯蹈虚，则窥太白亦浅矣。王、岑诸公，造诣渊源，不可轻议，大略以晋为始耳，谓其宗魏，吾不敢知，其“依稀《风》、《雅》”者安在？若“朴”乃诗之佳境，不可言“蔽”，昌黎亦未可言“朴”。温庭筠非因宗太白而“浮”。王建与乐天不相似，又未必宗王、岑也。种种失当，实误後人。词场名士，声誉既树，任意雌黄，吾见亦多矣。华玉诗与空同、大复、昌来，犹蹈此失乎？
然华玉谓“空同气雄，大复才逸，昌情深，醇驳优劣，可略而言”，则所谓“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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