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渔洋云：“韩、苏七言诗，学《急就篇》句法如‘鸦鸱鹰矢鹄’，‘骓丕る骆骊骝原’等句。近又得五言数语，韩诗‘蚌螺鱼鳖’，卢仝‘鳗鲇鲤酋’云云。然此种句法，间作七言可耳；五言即非所宜，解人当自知之。”盖渔洋先生所谓五古者，专指《唐贤三昧》一种淡远之体而言；此体幽闲贞静，何可杂以急管繁弦？他日先生又谓“东坡效韦苏州之作，是《生查子》词”者，即此旨也。至於五言诗，则初不限以一例。先生又尝云：“感兴宜阮、陈，山水宜王、韦，铺张叙述宜老杜。
”若是则格由意生，自当句由格生也。如太白云：“天上白玉京，十二楼五城。”若以“十二楼五城”之句入韦苏州诗中，岂不可怪哉？不必至昌黎、玉川方为尽变也。
魏程晓诗：“今世衤能衤戴子，触热到人家。”字书：“衤能衤戴，不晓事也，音耐戴。”而太白诗云：“五月造我语，知非亻台亻疑人。”字书：“亻台，夷在切，痴貌。亻疑，海爱切。亻台亻疑，痴貌。”“亻台”字下又注云：“又他代切。亻台亻疑，痴貌。”按“亻台亻疑”音义并与“衤能衤戴”相似，太白诗当即用程诗也。然“亻台”字恐不当与“亻疑”字相连，此是字书因“亻台”误“亻台”耳。
敖器之评太白，谓“如刘安鸡犬，遗响白□，其归存，无定处”。愚谓须知太白又自有十分着实处耳，然器之语自妙。太白咏古诸作，各有奇思。沧溟只取《怀张子房》一篇，乃仅以“岂曰非智勇”、“怀古钦英风”等句，得赞叹之旨乎？此可谓仅拾糟粕者也。○入手“虎啸”二字，空中发越，不知其势到何等矣，乃却以“未”字缩住；下三句又皆实事，无一字装他门面；及至说破“报韩”，又用“虽”字一勒，真乃逼到无可奈何，然後发泄出“天地皆振动”五个字来，所以其声大而远也。
不然，而但讲虚赞空喝，如“怀古钦英风”之类，使後人为之，尚不值钱，而况在太白乎？
太白《远别离》一篇，极尽迷离，不独以玄、肃父子事难显言；盖诗家变幻至此，若一说煞，反无归着处也。惟其极尽迷离，乃即其归着处。○“绿□”谓竹。太白《秋思》云：“海上碧□断，单于秋色来。”“单于”当指台。太白云：“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少陵云：“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此等句皆与手会，无意相合，固不必谓相为倚傍，亦不容区分优劣也。太白五律之妙，总是一气不断，自然入化，所以为难能。苏长公“横翠峨嵋”一联，前人比于杜陵《峡中览物》之句。
然太白作《上皇西巡南京歌》云：“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则更大不可及矣。○《西巡》之歌，殊于风雅之旨不类。安、史之乱，岂得云“轻拂边尘”？不观杜公直书“仙仗离丹极，妖星照玉除”乎？甚且铺张蜀中浓丽，尤为非体。若反言之则不必，若正言之则不宜，即不作能《北征》之篇，亦何必有《西巡》之颂也。此事在唐，自非细故，而李、杜二家为有唐一代诗人冠冕，若此之类，何以立诗教乎？
大，可为也；化，不可为也。其李诗之谓乎？太白之论曰：“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若斯以谈，将类于襄阳公以简远为旨乎！而又不然。盖太白在唐人中，别有举头天外之意，至於七言，则更迷离浑化，不可思议，以此为寄兴深微，非大而化者，其乌乎能之！所谓七言之靡，殆专指七律言耳，故其七律不工。
《李诗补注》一书，颇未修整。即如“中间小谢又清发”，乃以惠连作注，竟若不知题为“宣城谢胱楼”者。此犹苏诗之王注，未经淘洗故耳。如有识力者取而删补订正之，亦快事也。元相作《杜公墓系》有“铺陈”、“排比”，“藩翰”、“堂奥”之说，盖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之中，有“藩篱”焉，有“堂奥”焉。语本极明。至元遗山作《论诗绝句》，乃曰：“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则以为非特“堂奥”，即“藩翰”亦不止此。
所谓“连城璧”者，盖即《杜诗学》所谓参苓、桂术、君臣、佐使之说，是固然矣。然而微之之论，有未可厚非者。诗家之难，转不难於妙悟，而实难於“铺陈终始，排比声律”，此非有兼人之力，万夫之勇者，弗能当也。但元、白以下，何尝非“铺陈”、“排比”！而杜公所以为高曾规矩者，又别有在耳。此仍是妙悟之说也。遗山之妙悟，不减杜、苏，而所作或转未能肩视元、白，则“铺陈”、“排比”之论，未易轻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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