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乃正露其本人之底蕴所短阙者乎？
后之论纪文达者，褒贬皆有失其当者。褒之者皆称其于学无所不窥，于书无所不读，甚者竟誉其有过目不忘之能。皆未免言大而夸。夫当其领校秘籍之际，读书自较方便，然诚如乾隆之告沈德潜（归愚）曰：“然古书读不尽，有我知而汝不知者，亦有汝知而我不知者。”以乾隆之予智自雄，乃亦有此平心之论，乌得云文达能无书不读乎？若云其过目不忘，则彼于评点各书时，即常有批语曰：须查核，须查对原书云云。则褒语当可不攻自破。至云于学无所不窥，若走马看花，是亦窥也；
罄心凝思，是亦窥也。窥而无得，与不窥等，又何足取哉！
又观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卷六《纪文达不轻著书之原因》中记其语曰：“吾自校理秘书，纵观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备，后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范围，其自谓过之者，皆不自量之甚也。”此说人多有重之者，即如陈康祺，引其语后即曰：“我辈薄植，偶作一二短书杂说，辄姁姁妹妹，有亟于表爆之心，读此能不颜厚！”夫戒人莫轻著书是矣，而以后之所有，皆莫出古人范围，则过于武断。信如彼语，将谓社会不能进展，卮言不可日出乎？
鄙意此或纪公一时之托辞，实有背其平日论学之宗旨。江藩（子屏）《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六《纪昀》传记言“公一生精力粹于《提要》一书，又好为稗官小说，而懒于著书”云；“嬾于著书”一语，或更能得其实。吾人倘转观赵瓯北《论诗》：“满眼生机转化钩，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对照陈康祺所引纪公之语，是非自定。不审瓯北名诗，康棋是否见及，见而又当作何感触也！
贬之者，如舒坤之《批本随园诗话》于《诗话补遗》卷二叙及纪晓岚自乌鲁木齐赐环东归时之义犬事，后批云：“晓岚父曾官太守。少年纨绔，无恶不作，尝考四等，为乃父所逐出。中年狡猾，为和珅文字走狗。所著《阅微草堂》诸种，大抵忏悔平生，惧有报应。”诸语无有旁证，似难于征信，或挟有私人恩怨存乎其间乎？
舒坤之贬，贬其人品也。而近人张采田（孟劬）则贬其学，尤以诗学为甚。其所著《玉溪生年谱会笺》、《李义山诗辨正》固自有所得也，而竟乃绝似专欲与纪文达公为难而发者，偏激横蛮，亦似有深仇大恨者然。如《辨正》于《夜雨寄北》后竟云：“纪氏于玉溪一《集》，任口雌黄，动加驳击，惟此等数篇以选入坊刻《三百首》中，故不敢菲薄，稍协公论。余尝谓《纪》氏于诗学一道，全未梦见。只读得《唐诗三百首》一部，便自翔通人，岂臆说哉！
后人有读此《集》者，取余说与纪氏之评参观之，当知确不可易耳。”又于《桂林路中作》后驳晓岚云：“晚唐诗格，虽异于中唐，然终胜宋人以后，未见其必靡靡也。且晚唐家派亦不同，不得一概无别。纪氏专守定坊刻《三百首》及宋后人集，随声附和，抹杀晚唐，岂通论哉？甚矣，诗家赏音之未易遇也。”纪河间岂有如孟劬所指责，竟浅薄无识如此其甚乎？查李详（审言）《娩生丛录》卷二，言尝得见申铁蟾名兆定者过录、纪评朱鹤龄注本之《李义山诗集》，且较他本为多，时为癸未清秋月。
癸未为《乾隆》二十八年，晓岚正四十岁。而蘅塘退上孙洙编选之《唐诗三百首》，成书尚晚于纪评《义山诗》一年，即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则晓岚何幸而能预先得读之！闻孟劬最好章学诚（实齐），章氏于同时之戴震（东原）、汪中（容甫）、袁枚（简齐），皆施诋嫫，于简斋毒詈尤重，非欲杀之而后快，名为街道，实乃忌名。孟劬百世后而效之，何其不能容人之量乃至亦步亦趋耶？实斋于并世之三家，但欲争名于一时；孟劬与河间，于《李义山诗》之识见不一，间亦恐有同行相妒之情，而欲争胜于千载耶？
欲争，持平论理可也；一味狂吠，又何补乎？纵使《唐诗三百首》刊行于纪氏之生前，而欲言彼仅以读此书而自足，人亦不能信也。誉过其实，舆贬过其量，皆同等令人失笑不已。知人论世者，可不慎乎也哉！
余以为纪河间最可取者，笔记小说而外，端在诗之识见，虽亦时有偏颇处，而严苛入微，尤非人所能及。如于诗之生熟两途，他家所论，皆甚浮泛。如清朱秀水《曝书亭集》卷五十二《书剑南集后》云：“予尝嫌务观太熟，鲁直太生。”袁简斋《续诗品割忍》但云：“知熟必避，知生必避”；其他各家所论，虽小有发挥，而大都尚觉粗略。惟纪氏能将熟细分为圆熟、甜熟（甜俗）、烂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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