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惜为诗板滞，而以考证金石为能，故洪北江譬之为“博士解经，苦无心得，”世人遂亦皆以尘羹土饭视之。盖苏诗之最佳者在古体，尤以七古最有特色，齐梁、初唐及歌行体姑不论，唐之李、杜、韩而外，宋之欧公、荆公而外，实罕有其匹者，嗣后似亦无能继者，缘才高学富，且笔力雄放，篇幅宽广之七古，足以供其驰骋盘旋，故纵一韵到底，亦不碍其直冲而下，而失其流转之态。清中叶洪北江有意效之，终成画虎，致招仿效者“黄狗随风飞上天，白狗一去三千年”之讥。
缘洪诗素宗杜、韩、苏，复又受张船山影响，遂更恣睢放笔。实则洪、张两家七古，皆不免剽滑叫嚣，与苏诗貌同而心异。至苏诗近体，纵有名篇，实少情致，且欠烹炼，昔袁简斋、纪河间俱有同感。且多有模拟痕迹，而畦町未化，不意后人反于此等诗篇誉之效之，焉知苏之面目精神，原在彼而不在此哉！如是而学，焉有得乎！
诗集作注之多者，唐唯杜陵、义山，次则昌谷。宋唯东坡，次则山谷。何集中于此数人乃尔？一缘注者之所仰所嗜在焉，又一则创始者难为功，继起者易为力欤？统观各家之注，钱注杜诗、仇沧柱《杜少陵集详注》、杨西稣《杜诗镜铨》皆各有所长，浦二田《读杜心解》，亦时有善处。义山、东坡诗，注者虽多，能惬我心者无有也。而注杜之上述四家，比之《诗经》中陈奂之《诗毛氏传疏》，不逮尚远，即与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毛诗后笺》相较，亦有逊色。
又方玉润《诗经原始》，专从文学角度剖析，能还《诗经》以本来面目，论诗谈艺，宁可忽诸，而疑古玄同等卑视之，何耶？若推而论诸经清人之新注，则无有超越孙仲容之《周礼正义》者，然其旧注亦不可废也。倘以详注论，此可为法；以简要注论，则牧斋、西之注杜，其体例皆可取也。
宋代道学兴盛，遂有理学家之哲理诗，顾哲理诗非始于宋也。以余所见，可分六类言之：
一曰概括旧有哲理之语以成韵语者。《诗品》已言及永嘉时之理过其辞，江表诸公更平典似《道德论》。盖在搬弄哲学术语，纵属至理名言，亦淡乎寡味，岂得言诗？历代言哲理诗者必推程明道与朱晦庵，上更追仰邵康节，下乃及于王阳明、陈白沙与庄定山。唐应德《荆川集》卷七有《与王遵岩参政》书，且称“三代以下，文莫遇曾子固，诗无如邵尧夫。”不知其会心果何在也？
而为诗极慧颖而又极有工力之孙子潇，于《天真阁集》卷四十三《跋击壤集》既明言康节诗“寓《易》理于韵语”，但随即云：“所谓俯拾即是，与道大适者，其风韵绝胜处，后来唯陈白沙得其元微。”且谓“此事可为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云云。吾尝于邵集通读一过，自笑钝根俗人，不能得其门而入也。如卷十三《乾坤吟》云：“用九见群龙，首能出庶物。用六利永贞，因乾以为利。四象以九成，遂为三十六；四象以六成，遂成二十四。如何九与六，能尽人间事！
”此与医药书中之《汤头歌诀》何异？又如卷八《安乐窝中自贻》云：“物如善得终为美，事到巧图安有公。不作风波于世上，自无冰炭到胸中。灾殃秋叶霜前坠，富贵春华雨后红。造化分明人莫会，花荣消得几何功？”此乃处世格言，而非人生哲理也。且自抒其所自取，惟有在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日，兼有其声望辉光者始得安乐自贻耳。若今日之家国多难，遍地萑苻，倘仅养于内而不顾其外，宁无单豹被虎所食之忧乎？是以知其尚不若《庄子达生》之具有普遍意义也。
前乎康节，若白香山《读禅经》诗云：“须知诸相皆非相，若住无余却有余。言下忘言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空花岂得兼求果，阳焰如何更觅鱼。摄动是禅禅是动，不禅不动即徐徐。”纪河间于《瀛奎律髓》卷四十七中批云：“竟是偈颂，何以为诗？”又该书卷三十九选程明道《和邵尧夫打乖吟》云：“打乖非是要安吟，道大方能混世尘。陋巷一生颜氏乐，清风千古伯夷贫。客求墨妙多携卷，天为诗豪剩借春。尽把笑谈亲俗子，德容犹足畏乡人。”纪又批云：“诗有理足而词不入格者，此类是矣。
此派至北宋而盛。李习之论王氏《中说》、《太公家教》，已知世间必有此种文字。”窃谓此二诗，一言禅机，一谈儒理，皆是永嘉诗风之历史重演，不足以言哲理之诗也。嗣后王阳明之《咏良知四首示诸生》，则复步其后尘，毋怪王船山之厉声斥责也。
二曰取用旧有哲理或故实以抒发成诗者。如东坡《和刘道原咏史》云：“仲尼忧世接舆狂，臧谷虽殊竟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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