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要人宋教仁先生,在火车站被人暗杀。
这件事一发生,党人如丧考妣。本来宋先生的丰功伟业,数十年惨淡经营,以笔墨鼓吹革命,得成现在共和之局。就是入政府以来,也处事和平,顾全大局,不比一班操切用事的党人,动辄矜使意气,只有破坏之能,毫无建设之力,真是政党中一个绝好模范人物。自被暗杀之后,无论是国民党人,非国民党人,无不同声一悼。因宋先生有功于国,无仇于民,那下毒手的人,若非丧心病狂,决不忍在中国人材缺乏之时,将这样一个大人物,轻轻暗杀。正当国人莫名其妙之际,凶手忽然出现,又在妓女玲珑馆处拿获了一个教唆犯,那凶手名唤武士英,教唆犯叫做应桂馨,就是从前沪军都督府的科长,现为北京政府秘密侦探。众人闻此消息,已疑心此中含有政治关系。果然又在桂馨家中搜出几件证据,乃是北京打来的电报,中有“梁山盗魁,到处横行”,又有“毁宋酬勋”等字样,明明是教他暗杀宋教仁的隐语,追本穷源,那时国务总理的赵秉钧,又是袁总统的心腹,袁总统又是国民党的第一劲敌,因此国民党人众口一辞,都说这件事一定是袁总统主使。
一天他们在张园为宋先生开追悼会,席棚中所挂的挽联不下千余幅,倒有一大半是痛骂总统之作。就是登台演说之人,也带着几分骂意。这天所开的会,那里算得追悼会,简直算得是大骂会。国民党人以为凶手既获,不难水落石出,如其查出果由总统主使,任他位居极峰,也不怕他不受法律裁判。故在南市海运局组织了一个特别法庭,专办此案。那时还闹了一桩小小笑话,据说有一位翻译先生,在审问武士英时候,被武士英眼睛一瞪,吓得他回家发寒发热,几乎害了一场大病,可见得凶手的眼光利害了。不意审理案情,还没有头绪,那凶手武士英,忽然服毒身亡,显见得是杀之灭口,此中大有人在。因此党人气愤不平,纷纷开会集议,决定二次革命,推翻袁总统,为宋先生报仇。其实却是大误,因宋先生在日的政见,并不以用武为然,因黩武穷兵,大伤元气,若非万不得已,决不肯滥用武力,自残同种。然而他们轻举妄动,也有几层缘故。一则因党中激烈分子居多,宋先生不死尚可以和平主义,善为劝导。宋先生一死,他们个个都是干柴遇着烈火,自然一发不可收拾。二则不免应了一句俗语,所谓初出猫儿胜似虎,他们自己还不知自己有多大力量,初次革命,北伐未成,便讲了和。他们都拳脚痒痒的,仿佛打仗是件乐事,趁此机会,又想及时行乐,显一显他们的好身手。三则在那时国民党人还有几个掌着兵权,他们有恃无恐,还有一班怀着权利思想的,因初次革命,没攫得重要位置,掠着大批钱财,都想借二次革命,遂他们捷足先登的计划,故又纷纷活动,招兵买马,各成一军,什么讨袁军咧,北伐队咧,五光十色,也不知有多少名目。岂知他们此举,正落在主使暗杀之人的圈套之中。当时他们若另换一个方法,从根本上研究,主使暗杀宋先生的,究竟是谁,一旦水落石出,是非难逃公论,那主使暗杀之人,就是党人不推翻他,全国国人也决不肯容他安安稳稳过去。无奈这班人见不及此,轻言用武,致被那人将前事一笔抹杀,反将内乱二字,轻轻套在国民党人头上,这岂不冤枉。
讲到国民党人,出于义愤者固不乏人,盲从胡闹的也着实不少。汪晰翁便是此中一分子。他见大众预备举事,自己怎肯轻落人后,便把府中乔迁之喜,暂时搁起,天天在国民党第三分会中,开会演说,运动革命。不过他会中会员有限,今天开会是这班人,明天开会又是这班人。说来说去,听的人既耳闷头昏,说的人也觉唇干舌敝。换来几声拍手,那及得到来复枪声的爽利。汪老夫子细察这班会友,尽都是些老迈龙钟之辈,料难和他们图甚大事,便是天天开会演说,枉费了许多唇枪舌剑,还不如挂上一柄指挥刀,犹有都督司令的希望。常言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故他此时,又欲改变宗旨,做一个承时崛起的大豪杰。恰巧他有一个朋友,姓宋名唤使仁,也是国民党中人。平日因自己名字,有些与宋教仁相像,故颇大言不惭,说与宋先生是十八代同祖兄弟,有谱可查。今闻宋先生被刺,他失了这个体面兄弟,誓不共袁某戴天,便在城内某处,设了个讨袁军特别司令部,招兵北伐,自己便算总司令。
晰子得此消息,一想机会来了,时不可失,急急亲往特别司令部拜会宋使仁。他这司令部,便立在一所庙内。庙中和尚,因国民党势力甚盛,不敢轻捋虎须,只得由他做主。晰子到司令部门首,见壁上贴着一张白纸,上书讨袁军特别司令部八个大字,门口站着四个守卫的兵士,不过那时还未发军装,这四个卫兵,都穿着便衣,手中各拿一根短竹杠,一班热闹的闲人,不许进内。还有几个烧香的妇女,也被他们吓得东奔西跑。晰子起初还当是庙门口恶丐行凶,仔细观看,始见他们胸前都挂着一块白布,写着讨袁军第几支队,某营某队,某某人字样,还钤着一个讨袁军特别司令部的红印,才知他是新招的兵士。进了门,见大殿天井两处,坐的立的,聚的散的,何止三四十人,装束大概与卫兵相仿,胸前都挂着白布。还有班未挂白布的人,都站立在方丈门口待领。晰子颇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