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常不甚明显，非细心体察之才不致漏诊)，即以虚中夹实论治，常于补涩药中加人大黄以治之，疗效较好。但此证久病，每每虚多实少，故虽用大黄，量不宜过大，可随证情酌定。又如便秘一证，常法虽为实者泻之，承气类为实证所宜，但临证首当审其虚实主次。如系产后便秘，或久病，或见于大病之后者，多为实中夹虚，不泻不行，泻又不可，法当攻补兼施，即泻药中辅以补药用之，或加人参，或加当归，宜润宜导，酌情选用。同时必须结合年龄、体质、脉象、兼症，以适当兼顾其虚才行。
如临床对便秘之属虚寒者，或虚寒证夹实者，以温脾汤或理中汤加大黄，用量当据虚实多少而酌用之。又如曾治一产后痔疮甚重，疼痛便血较剧之患者。由于属于产后虚中夹实之证，故重用黄芪，加乳香、没药、槐角炭、银花、地榆炭，又因具有便秘腑实之症，酌加硝、黄，数剂而愈。又曾治一急性肾炎患者，因其胃部有压痛，遂于利水方中加入枳实、莱菔子，数剂而愈。大凡泻证，泻前即痛，泻后痛止者，此为有夹实的现象，即应考虑补中寓泻。如系胃苓汤证，亦需少加大黄、枳实才行。
中医治病之关键，在于对各类矛盾性证候的用药上，这也是中医之优势所在。如寒热夹杂、虚实夹杂等都是。如阴虚兼痰之证，滋阴有碍痰之嫌，祛痰有伤阴之弊，用金水六君煎，在祛痰之二陈汤中加入当归、生地、元参之滋阴即可治之。又如湿疹兼泄泻，止泻则碍疹，治疹又碍泻，用滋阴宣解汤即两全其美。又如柴胡加芒硝汤，人参、芒硝同用；理中加大黄汤，干姜与大黄同用；诸泻心汤中干姜、人参与黄连、黄芩同用等。诸如此类，补泻同施、寒温并用之方法甚多。
关键在于品验夹杂证的孰多孰少，孰轻孰重，并在用药剂量上给予合理体现，方能使夹杂矛盾之证候迎刃而解。审证入微精析夹杂比例用药精当计较一分一厘李老认为，中医学术思想的指导核心是唯物辩证法，所以我们必须时时处处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思想去研究中医学术。他说：“唯物辩证法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对立统一，二是量变到质变，三是否定之否定。在这里面有实践第一的观点，有重调查研究的观点，有重视各种不同矛盾和找出主要矛盾的观点。
中医学术的指导思想中也恰恰要求这些方面。所以我们必须有目的、有意识地将唯物辩证法应用于中医的研究和临床中去。”他在临床科学研究工作中经常告诫我们：临床检查疾病时一定要全面细致，要注意病史，注意客观指标的探查，决不可被假象所迷惑，要善于在纷乱的复杂证候表现中找出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和各种复杂原因中的比例关系，找出哪些是标、哪些是本，哪些应缓、哪些应急的处理方法。他常常因为加减一味药物，加减药物的一分一厘，而审思再三，也常常因寻找病因病机的有无、多少而久思数日，务求找出其问题的所在而后快。
他曾以一风湿性心脏病、心力衰竭日益加重的病例为例，说明有目的、有意识地应用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性。他说：“患者，女性，29岁。风湿性心脏病，二尖辦狭窄与闭锁不全，全心衰竭。经过中西药物治疗后，很快好转，但突然一天气短浮肿，呼吸困难加重，西医诊断为肺部感染，心力衰竭。急以抗生素、地高辛与中药真武汤加清热解毒药进行治疗，10天后，不但诸症不减，反见更趋严重，乃邀余往治。审其诸证，乃真武汤证无疑，急予真武汤加减2剂，不效。
再察脉证，均无特殊表现，细审其周围环境，其病床适在房门之侧，乃悟：此乃受门缝之寒风也。急宜挪床，并在其侧放置屏风以御复感。同时在真武汤中加细辛、麻黄少许以散风寒，次日其病果然大减。”他常说：中医的一部发展史就是一部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医学上的发展史，所以我们研究中医时就得从有目的、有意识地应用唯物辩证法上开始，并深化。
至于《内经》之论气候、人事、地域与发病的关系，以及望诊、闻声在诊断方面的意义，《伤寒》《金匮》在腹诊、脉诊上的发现，以及如何应用腹诊、脉诊和证候对比去审证，张景岳、李时珍、王叔和如何审脉的意义，叶天士如何察舌、验齿、辨斑疹白痦等，都是检查方法的深化，而在应用辩证法方面却是没有区别的。所以，我们无论在临床上、研究上都要遵循唯物辩证法这一指导思想。早小微疾尤当重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李老认为，人们往往重视大病、重病的研究。
不去重视小病、轻病的治疗。例如，感冒、急性支气管炎等一类小病、轻病，常常由于医生不重视，治疗时随便凑上几味药，能不能很快治好不去管它，结果有的自然治愈了，有的则演变成了大病、重病。李老强调指出：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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