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既于此则无由悟夫仲景立桂枝、麻黄汤之有所主，用桂枝、麻黄汤之有其时矣。故《原病式》曰“夏热用桂枝、麻黄之类热药发表，须加寒药，不然则热甚发黄或出斑矣”，殊不知仲景主桂枝、麻黄汤，本不欲用于夏月之时矣。苟悟夫桂枝、麻黄本非温暑之剂，则群疑冰泮矣。何也？夫寒之初客于表也，开腠理，郁阳气而为热，故非辛温之药不能开腠理以泄其热，此麻黄汤之所由立也。至于风邪伤表，虽反疏腠理而不闭，然邪既客表，则表之正气受伤而不能流通，故亦发热也，必以辛甘温之药发其邪，则邪去而腠理自密矣，此桂枝汤之所由立也。
其所以不加寒药者，盖由寒风在表，又当天令寒冷之时而无所避，故也。后人不知仲景立法之意，故有惑于桂枝、麻黄之热，有犯于春夏之司气而不敢用，于是有“须加寒药”之论。夫欲加寒药于桂枝、麻黄之中，此乃不悟其所以然，故如此耳。若仲景为温暑立方，必不如此，必别有法，但惜其遗帙不传，致使后人有多岐之患。若知仲景《伤寒论》专为即病伤寒作，则知麻黄、桂枝所宜用之故。除传经热病之外，其直伤阴经与太阳不郁热即传阴经诸寒证，皆有所归着，而不复疑为药寒误下而生矣。
若春夏有恶风恶寒、有汗无汗之证，盖春夏暴中风寒之新病，非冬时受伤过时而发者，不然则或者温暑将发而复感于风寒，或因感风寒而动乎久郁之热，遂发温暑也。仲景曰“太阳证，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观此则知温病不当恶寒而当渴，其恶寒而不渴者，非温病矣。仲景虽不言暑病，然暑病与温病同，但复过一时而加重于温病矣，其不恶寒而渴则无异也。春夏虽有恶寒恶风表证，其桂枝、麻黄二汤终难轻用，勿泥于“发表不远热”之语也。
于是而用辛凉解散，庶为得宜。苟不慎而概用之，诚不能免夫狂躁、斑黄、衄血之变，而亦无功也。虽或者行桂枝、麻黄于春夏而效，乃是因其辛散之力而偶中于万一，断不可视为常道而守之。后人以通解散、百解散之类，不问四时中风伤寒，一例施之，虽非至正之道，然较之不慎而轻用麻黄、桂枝以致变者，则反庶几矣。若夫仲景于三阴经，每用温药，亦由病之所必须与用之有其时。其若概以三阴寒证视为杂病而外之，得无负于仲景济人利物之至仁而误后世乎？
自先觉不示伤寒温暑异治之端绪，但一以寒凉为主，而诸温热之剂悉在所略，致使后之学人视仲景书欲仗焉而不敢以终决，欲弃焉则犹以为立法之祖而不能外也。能明夫仲景本为即病者设，则桂枝、麻黄未必难用，诸温热之剂未必可略矣。若谓仲景法不独为即病者设，则凡时行及寒疫、温疟、风温等证，亦通似伤寒六经病诸方治之乎？故仲景曰“冬温之毒与伤寒大异，为治不同”，又曰“寒疫与温病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是知温暑及时行寒疫、温疟、风温等病，必别有治法，今不见者，亡之也。
观其所谓“为治不同”，所谓“温疟、风温、温毒、温疫脉之变证方治如说”之语，岂非有法而亡之乎？决不可以伤寒六经病诸方通治也。夫《素问》谓“人伤于寒，为病热”者，言常而不言变也。仲景谓或寒或热而不一者，备常与变而弗遗也。仲景概言古人之所未言，大有功于古人者，虽欲偏废可乎？按：上说与前论互有发明，皆甚有功于仲景矣。然伤寒卒病与夫时行寒疫，但在脉证相符而治之，何以能致变逆也？夫审伤寒杂病脉异，则所用辛温、辛凉之剂判然矣。
大抵于既传之后，变异多端，岂无实肖杂证者？故仲景、叔和论次虽例有混淆，而证因标本不同，治则权变不一，证例多同而治疗有殊，故不能不使人致疑也。人能求其意，合而归一以观之，则证例自定。证定则治法不瘥矣。但要将经论熟读玩味，有疑处兼看别书。如赵氏为《活人书》释疑曰：“《活人书》之可疑者甚多，仲景论亦有可疑者。如白虎汤，仲景既云‘表不解者，不可与’，而白虎加人参汤证一曰恶风，一曰恶寒，岂非表不解而复用白虎何耶？
盖恶风曰‘微’，则但见于背而不至甚；于恶寒曰‘时时’，则时或乍寒而不常，是表证已轻，非若前证脉浮发热与汗全不解者。加大热大渴，所以用白虎而无疑也。”又曰：“仲景论太阳病，得之八九日，如疟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其人不呕，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发，脉微缓者，为欲愈；若脉微而恶寒者，此阴阳俱虚，不可更发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热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黄各半汤。
仲景之意，盖以‘得病八九日，如疟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十六字为自初至今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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