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至于陶贞白着《本草》，而其说忽异，曰：“今有一种蜂，黑色，蜂甚细，衔泥入于人屋及器物边作房，如并竹管。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余枚，满中，仍塞口，以待其子大为粮也。其一种入竹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虫。《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言细腰之物无雌，取青虫教祝变成已子，斯为谬矣。作诗未审，而夫子何为因其僻邪？”此言螟蛉不能化蜂，蜾蠃自能生子，乃负螟蛉饲子，非取其化。陶氏之说异于先儒者一也。
韩保升云：“螟蛉，桑虫也；蜾蠃，蒲卢也。言蒲卢负桑虫以成其子也。今有人候其封穴，坏而看之，见有卵似粟在死虫之上，果如陶说。盖诗人知其大而不知其细也。”是韩氏亦言蜂自有子，不待虫化，说遵陶氏，异于先儒者二也。李含光曰：“祝变成子，近有数见者，非虚言也。”苏颂曰：“物类变化，固不可度。蚱蝉生于转丸，衣鱼生于瓜子之类，非一。桑虫、蜘蛛之变为蜂，不为异也。如陶所说，卵如粟者，未必非祝虫而成之者。”此二说与先儒合。
而寇宗奭《本草拾遗》又非之曰：“诸家之说，不敢舍《诗》之义。尝坼窠视之，果有子如粟米大，色白而微黄，所负青虫却在子下，不与诸虫相着。陶说近之。”此寇氏说同韩氏，仍主陶说。韩氏之说犹闻于人，寇氏之说得之目覩，李、苏之说不足取信也。异于先儒者三也。李时珍曰：“蠮螉之说各异。今考诸说，并验其卵及蜂之双双往来，必是雌雄。当以陶氏、寇氏之说为正，李氏、苏氏之说为误。盖果蠃自有卵如粟，寄在虫身，其虫不死不生，久则渐枯，子大食之而出。
正如蝇卵附于蚕身，久则卵化，穴茧而出也。《列子》言‘纯雄无雌’，《庄子》言‘细腰者化’，则自古已失之矣。今屡破其房，见子与他虫同处，或子已去而虫存空壳，或虫成蛹而子尚小，盖虫终不坏，至成蛹，子乃食之而出。”此说义亦主陶，为亲自历验之语，比韩、寇之说尤详。异于先儒者四也。严华谷《诗缉》引《解颐新语》云：“说者考之不精，乃谓蜾蠃取桑虫负之，七日化为其子。虽扬雄亦有‘类我类我，久则肖之’之说。近世诗人取蜾蠃之巢毁而视之，乃自有细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养之。
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则螟蛉渐枯，其卵日益长大，乃为蜾蠃之形，穴窍而出。盖此不独取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于蜘蛛腹胁之间，其蜘蛛亦不生不死，久之蜘蛛尽枯，其子乃成。今人养晚蚕者，苍蝇亦寄卵于蚕身，久之其卵为蝇，穴茧而出，殆物类之相似者。《列子》云‘纯雌其名大腰，纯雄其名大蠭’，《庄子》云‘细腰者化’，《说文》云‘天地之性，细腰纯雄无子’，此皆信说诗者之言也。”此综陶、韩、寇、李诸家之说，而其义则全袭李氏。
其言蝇卵寄蚕，犹小有误者，盖寄卵于蚕之蝇，为青蝇，非苍蝇；穴茧出者为蛆，由蛆再变蝇，穴茧时尚未为蝇。凡养蚕之家皆常见之。然其取蜾蠃之生，不取螟蛉之化，言甚辨也。异于先儒者五也。余因后人之说异于先儒，尝于书屋见有衔土为窠之蜂，亦屡破而验之。见蜂始生之子，寄于他虫身者，形如米粒，黄白色，长而不圆；少大者，形如巨蛆；再大者，有头足；再大则生翼欲出矣。其未成者，虫蛛盈窠；将成者，虫蛛为蜂子蚀残。蜂已飞去，则此穴已空，惟余虫蛛蜕皮也。
是蜂长成之候，则虫蛛无余。陶氏诸家之说，洵不诬矣。苏氏言其如粟之卵，未必非由祝虫而成。然一穴之内，负虫至于十数，则当尽化为蜂，何以一穴内仅成一蜂邪？岂惟祝一虫，余虫未尝祝邪？详察诸说，复绎诗意，是非诗人不善体物，亦非圣人因诗之僻。诗殆言螟蛉、蜾蠃，异类犹可负之以生其子，岂父子天性相关，独不可教诲以善，使其似之哉？诗中比兴，类取大义。此诗先言“采菽”，继言“负蛉”，以上四句兴下二句。若“式谷”黏合蛉、蠃立解，则“采菽”又作何解？
诗义无误，恐儒者之解有误。陶氏诸说得之目验，毋曰先儒之说必不可破也。学者说经，宜求其是。前人有误，未尝必欲后人袭之，致一误再误。邵晋涵注《尔雅》，坚执旧说，则是以耳为目，惜当时无人亲执此物，使彼目验之。
○题彼脊令，载飞载鸣
脊令，水鸟，一名“雝渠”，今名“颠尾鸟”。即郭景纯所谓“飞则鸣，行则摇”者也。《常棣》言“脊令在原”，义取其行之摇，有不安之象，以兴“急难”。此诗言“脊令”之“题”，义取其飞则鸣，有图远之义，以兴“迈征”。《禽经》言“脊令友悌”，诗中两言此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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