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周礼·大司马》九伐之法，“负固不服则侵之”，王师讨有罪者，亦无潜掠之理。唯《公羊氏》曰：“觕者曰侵，精者曰伐。”精、觕者，自受兵者之害深浅言也。郑氏《礼注》曰：“侵云者，兵加其境而已。”用兵浅者。许慎说：“侵，渐进也。从人，手执帚，如埽之渐进。”即《公羊》之所谓“觕”也。故《泰誓》曰“侵于之疆”，此曰“侵自阮疆”，皆以“疆”言，抵其境，未造其国也。“负固不服则侵之”，掠其疆，夺其险也。知“侵”为兵加境上之名矣。
则此言“侵自阮疆”，而非侵密也。使伐密师于阮以救阮，则当言“伐”、言“救”、言“袭”，而不当言“侵”。侵密必自密境，安得自阮疆而侵之？盖密、阮相攻，两俱不道。由近略远，故先阮以及密。“自”云者，如“汤征自葛载”之“自”，兵之始也。阮地后亦入于周，与密同灭，盖一举而两并之，所谓“兼弱攻昧，取乱侮亡”也。若阮非与密同膺负固之讨，则密衄而阮安，阮虽永存可也，胡为乎未几而地并于周也哉？“我冈”、“我阿”，则兵之所至，随收其地以入版图矣。
**鲜原** 《逸周书》曰：“王乃出度商，至于鲜原。”孔晁注云：“近岐周之地也。”《竹书》：“商纣五十二年，周始伐殷。秋，周师次于鲜原。”《帝王世纪》曰：“岐山，周城太王所徙，南有鲜原。”鲜原者，岐阳之下有小山而下属平原，即所谓“周原”已。毛公曰：“小山别大山曰鲜。”岐山为大山，而原山别有小山也。郑笺曰：“鲜，善也。”《集传》因之，未是。
**是类是禡**毛传曰：“于内曰类，于外曰禡。”《尔雅》云：“是类是禡，师祭也。”郑氏因之，要未言所祭者何神也。今按：“类”之为祭，名同而制不一。《虞书》“肆类于上帝”，《周礼·大祝》“宜于社，造于祖，设军社，类上帝”，此则上帝之祀有名为“类”者，而《集传》因之。然文王是时以服事殷而守侯度，必无祭帝之理。其以文王为祭帝者，则《公羊氏》“先受命”之说，惑于秦之僭立帝畤而因以诬圣也。然则此之言“类”者，与《虞书》、《周礼·大祝》之“类”名同而实异可知也。
《周礼》“四曰类”，郑司农众曰：“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郑康成曰：“日月星辰，运行无常，以气类为之位。”许慎曰：“以事类祭天神。”天神者，统于天之神，即康成所谓日月星辰，非上帝也。《周礼》以次之“四望”之下，天神不宜后于地祇，则事兼人鬼。司农以为先代有天下者之祭，亦通。盖礼天神者，必配以人鬼以为之依。则类祭日月星辰，而以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配焉，礼之所宜。抑告兴师之故于前王，或所伐之国为其苗裔，庶妥之而俾无怨恫也。
此之“类祭”，盖谓此矣。上帝之祀与天神、先代帝王之祭，俱谓之“类”者，“类祭”之礼无坛有兆。舜方摄政，不得郊而见帝于圜丘，故降杀而用类礼，兼上帝、天神而合祀之。后世因以为王者师祭之礼，武周所谓“底商之罪，告于皇天上帝、所过名山大川”是也。“类”之为言“聚”也，以事类云者，所宜致告之神，聚而合祀，不似凡祭之专有所事，而牲牷、币玉之文亦减焉。或兼上帝，或断自天神以下，唯事之所宜，礼从简而与事称也。舜摄巡狩之典，《周礼·大祝》定于成王之后，故有类上帝之礼。
文王终守侯服，则唯祭天神、人鬼而不及上帝。要以事类底告，故均可名之曰“类”。然其隆杀之别，固不可引彼以证此也。再考《周礼·小宗伯》：“凡大灾，类社稷、宗庙，则为位。”是社稷、宗庙亦有“类”名，亦但以事故合祭告之，有兆位而不为坛，斯可名曰“类”。益知“类”不必定祀上帝矣。若“禡”之异于“类”者，毛公以于内、于野为分。《尔雅》、《说文》俱统言师祭，则“禡”所祭告之神，即“类”之所祭告也。师未出而为兆于国以祭，曰“类”；
已出次舍，为表于所次以祭，曰“禡”。故郑康成谓与田祭“表貉”[音骂]之“貉”同，郭璞亦曰：“禡，于所征之地。”盖地异而祝号不殊也。《集传》乃谓“祭黄帝及蚩尤”，不知何据？且祀主黄帝而并享蚩尤，亡论贞邪殊类，而生为仇敌，死共兆位，亦何异拓拔氏之以尔朱荣侑其祖乎？汉儒之必不可毁者，此类是也。
**灵台** 毛传曰：“神之精明者称灵。”郑笺云：“天子有灵台，所以观祲象，察氛气之妖祥也。”胡氏《春秋传》亦云：“天子有灵台，以候天时。”盖本诸此。以观氛祲而谓之“灵台”，复以何者而为“灵囿”、“灵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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