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笙钟、建鼓、应鼙、朔鼙陈焉。”鼓钟之谓也。大师、少师升自西，歌奏《鹿鸣》、《驺虞》、《狸首》，终奏《陔》，公入《骜》奏功之谓也。此乐皆射宫之所设，而泽亦有之者，习射必比于乐，射必先燕，燕射之乐不容异于大射，且或来飨饮，必具乐也。然则辟廱均为泽宫之名，飨于斯，射椹质于斯，设县奏乐于斯，有戎祀之大事则莅誓于斯，师出有功则献捷于斯。故文王于斯“奏公”，鲁侯于斯“饮酒”、“献馘”，于斯“淑问”，郊卜于斯莅誓也。
桓谭、陆机所谓“班教令”者，其此谓与？若《明堂位》以“瞽宗”例“辟廱”，蔡邕以“辟廱”为“大学”，则或因大司成兼正乐典教之事，而此诗有鼓钟“奏公”之文，遂相附会。不知大司乐祭于瞽宗，大胥春入学，各有官署，见于《周礼》者足据。而国子之教，在大胥则曰“舍采合舞”，大司乐则曰“以乐德、乐语、乐舞教国子”，小胥则曰“巡舞列”，钥师则曰“舞羽吹钥”，《月令》亦曰“上丁入学习舞”、“入学习吹”。则国子之所肄于学者，舞也，吹也。
钟鼓之考击，既非学子之所有事，“奏公”之蒙瞍，亦非司教之人。参考可知，无容混而一之也。若戴埴《鼠璞》谓“辟廱、泮宫为文王、鲁侯所处之别宫”，则又惑于班固、张揖之论，而不审《明堂位》又曰“鲁人先有事頖宫”，以泮宫与虖池、配林同为方望之祀，抑自与其“周学”之说相背戾矣。杜佑《通典》云：“鲁郡泗水县，泮水出焉。”则泮水本鲁之水名，而泽宫立于其上。而郑笺云“辟廱者，筑土雝水之外”，亦明“雝”乃岐周之水名。盖因水而立宫，引水以环之。
则于周为“雝”，于鲁为“泮”。若他国之泽宫，不谓之“泮”；夏、殷之泽宫，不谓之“廱”。汉人承而不改，殊为不典。郑氏“辟明”、“廱和”之训，亦拘文而失实也。胡氏《春秋传》曰：“鲁尝作泮宫矣。学校以教国之子弟，故不书。”盖亦为《明堂位》之说所乱。今世乃于先师庙门之内作泮池，以仿泮水，夷夫子之宫于射、饮、莅誓之泽宫，殊为不敬之大。倘如《明堂位》所云“瞽宗”、“頖宫”一也，则又以夫子为乐祖，不愈悖乎？礼制之乱，俗儒之误也。
泮水之侧有芹、有茆，岂半亩洿池之谓乎？文王时为西伯而立辟廱，则亦与鲁之泮宫等。周有天下，始尊为天子之制，实则以雝、泮二水立名，非如明堂、大学定为天子之独有也。
**丰水有芑**毛传曰：“芑，草也。”按草之以“芑”名者二：一为白梁，“维糜维芑”之芑也；一为苦藚，《广雅》所谓“荬□”者，则“薄言采芑”之芑也。芑、苣音相近，或谓之“苣”，或谓之“芑”，古字通用。“芑”字又与“杞”通，“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盖亦荬也，而字从木。此丰水所有之“芑”，木也，而字从草，不必泥也。木之以“芑”名者亦二：《尔雅》所谓“杞，枸檵”也；孟子“性犹杞柳”，赵岐曰：“杞柳，柜柳也。
”柜亦与“杞”通用，而字或作“榉”。此丰水所有之“芑”，乃“杞柳”也。盖白梁蓺于田畴，苦苣生于原野，均非水滨所有，故采之者或陟北山，或于菑亩，非能循水湄而求之也。所以知非枸杞者，《山海经》曰：“东始之山，有木焉，其状如杨而赤理，其汁如血，不实，其名曰芑。”字正从草。状如杨而赤汁，正今之所谓“榉柳”，而孟子之所谓“杞柳”也。其木与柽同，而柽小杞大。其生也必于水次，高木成林，故武王依之以立国，盖故国乔木之意。
若区区一草，何足纪哉？
**生民**后稷无人道而生子，其说甚诞。朱子以为先儒疑之，是也。而张子引天地生物之始以信其必有，是盖不然。天地始生之事，不可知者无涯，安能以概之中古乎？抑或以虱有无种而生者为喻，虱之一日，当人之十年。百人之身，百日之内，必有特生之虱。自稷以来，历数千年，尽四海，何无一特生之人也？郊禖之礼，天子亲往后，率九嫔御。姜嫄既非处子，而与于祈子之列，何以知其无人道哉？凡此诗言，自明，读者未之释耳。“履”，蹑也。
蹑迹而相随也。“帝”，高辛也。“武”，大也。“敏”，动。“歆”，感也。随帝往祀，祀毕而归，心大感动，因以介帝而止之。“介”，迎也。“止”，宿也。帝与嫄同止，正以言其人道之感也。使未当夕而有娠，则姜嫄不敢告宫中，不以为罪，必以为妖，何复郑重处之侧室，戒不复御，而以生子及月之礼待之乎？且至是而言不御，则前此之常御可知，又何以云无人道之感耶？以生子及月之礼处之，既无嫌矣，而后又胡为弃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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