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注云：“古程国，伯休父之国。”盖宣王都西京，休父食邑宜在西都畿内，而上程在雒阳百里之内，以供官者，非分封之地也。
**诗经稗疏卷四** 汉阳王夫之撰
**周颂**
**单厥心** 毛传曰：“单，厚也。”今按：单则薄，未见其厚也。《大雅》“俾尔单厚”，其可云“俾尔厚厚”乎？《礼·大传》曰“戚单于下”，《郊特牲》曰“单出里”，《祭义》曰“岁既单矣”，“单”皆训“尽”也，犹言专一毕用也。“单厥心”者，言专一其心而尽之也。《集传》曰：“明文武之业而尽其心。”于义自通。
**《时迈》、《执竞》、《思文》**郑氏《周礼注》以此三诗为《肆夏》、《昭夏》、《纳夏》之乐章，其说与韦昭《国语注》及吕叔玉之论合，而《集传》取之。今按：九夏皆金奏之乐，故《周礼》以钟师掌之，而歌工不与其事。《左传》叔孙豹如晋，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金奏、工歌既分别而不相并。郑氏乃云“以《文王》、《鹿鸣》言之，则九夏皆诗篇名”，殊为不审。杜子春曰：“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宾来奏《纳夏》。
”叔孙穆子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今观《时迈》一章，何与于尸？《执竞》、《思文》，何与于迎牲与接宾？合此三诗，抑于享元侯之义无取。而以后稷配天之歌，延四方之宾，尤为不伦。且尸、宾与牲方出方入，非献酬之际，但可以金奏节其威仪。浸令配以歌诗，亦孰与听之？故燕饮必毕坐行酬，而后弦歌乃奏，以写心而合欢，未有于出入间乱以歌声者。故知吕叔玉之说，附会而失实也。倘以“肆于时夏”与“陈常于时夏”两“夏”字为据，则尤迂谬。
“时夏”之“夏”，毛传曰：“大也。”《集传》曰：“中国也。”而九夏之“夏”，则金奏之声合于夏舞而得名也。《穀梁传》曰：“舞《夏》，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范宁曰：“夏，大也。大谓大雉，大雉，翟雉也。”《周礼·天官》之属有“夏采”，注曰：“夏采，夏翟五采。”则乐以“夏”名者，盖即《禹贡》“夏翟”之“夏”。金奏以配舞得名，故亦曰“夏”。盖舞可配金奏，而不可配歌舞。以配歌，则且以舞且以歌，而歌气不属也。
金奏亦可配舞，而不可配歌。金奏以配歌，则噌吰鏦铮之响，能夺歌而使之瘖也。《内则》“二十舞《大夏》”，郑注云：“《大夏》，乐之文武备者也。”然文羽武干，羽谓之“夏”，干谓之“万”，郑氏亦误。而夏□为乐舞之名，则康成亦知其非“时夏”之“夏”矣。金奏以合舞节而谓之“夏”，而燕礼“宾及庭奏《肆夏》”，《大射礼》“宾降奏《陔》”，“公入《骜》”[《陔》、《骜》皆九夏之名]，皆无舞者，则以此九夏之节自舞而来，不必配舞亦可独奏。
犹燕礼“若舞则《勺》”，亦独具《勺》舞，不必继以“于铄”之诗也。金奏者，以钟、鑮播之，鼓、磬应之。《大射礼》：“乐人宿县于阼阶之东、西阶之西。”而歌工之席则在西阶上少东，其位既远而不相比，歌工不能越位以就县，舞者不能升堂以应歌。且工之始升，即席即奏《肆夏》，告旨礼成而乐阕。酢酬礼毕，而后歌工入焉。则方奏《肆夏》之时，歌工未入，谁与歌此三诗以合乐乎？其终也，歌工与旅酬之礼，而钟人则受宾赐之脯于门内溜。
是掌金奏者之与歌工，贵贱礼殊，终不得而合矣。如谓以金鼓写诗章之音旨，则钟、鑮之声余韵，因其弇侈为一定之响，不可以意为敛纵，非若笙管之激扬，因乎人气之嘘吸，能令合《新宫》等谱也。特以其轻重疾徐，应舞节之起伏旋折，为九夏之别，而必不可以言语文字为之句段。故车之和鸾，行之佩玉，皆可以《肆夏》为节，则其抑抗之间，不过数声而已矣。至汉乐府，始以歌声配铙鼓，既与古乐不合，而其音多高抗而近乎北鄙杀伐之音。且《朱鹭》等曲，间以“几令吾”云云，亦止可以吹写之，如今笛谱“留丢”之类，而必不可以金写。
今此堂下金奏之县，虽亦有簜，而金革满县，钟、鑮、磬、鼓、鼙、鼗之喤喤，岂一孤簜能曲折以传《时迈》三章之音节乎？使其能然，亦当谓之“簜奏”，而不谓之“金奏”矣。鼓鼙之音，较之金声犹可为之节，然《投壶》鼓鼙之谱，止于方圆全半之节，而不可以《驺虞》、《狸首》诸诗合之。况金声之訇谼，始洪而终细，一听其自鸣自止，而人莫能制者哉？故《周礼》“登歌击拊，下管奏朄”，俱无金奏。郑司农以为“贵人声”者是已。乐既崩坏，九夏之谱不传。
叔玉、韦昭妄以诗章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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