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是俗儒不以训,后学主司不以命题取士,遂使郑卫古风应读者才十之三耳。或有指摘而明辨之者,众未尝不笑其迂且狂也。兹不佞,据吕氏记并诸疏义,演小序而述其大都,未敢轻赘一词,故以俟知者同订之。记中有不注者,俱依朱注【如《谷风》、《偕老》、《考盘》之类】。
○读诗之法
孔子曰:“诵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夫经非所以诲邪也,而戒其无邪;辞所以达意也,而戒其害志,何也?噫,圣贤之虑远矣!夫诗,发乎情者也,而情之所发,其辞不能无过。故其于男女夫妇之间,多忧思感伤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际,不能无怨怼激发之辞。十五国风,为诗百五十有七篇,而其为妇人而作者,男女相悦之辞几及其半。虽以二南之诗,如《关雎》、《桃夭》诸篇,为正风之首,然其所反复咏叹者,不过情欲燕私之事耳。
汉儒尝以《关雎》为刺诗矣,此皆昧于“无邪”之训,而以辞害志之过也。而况邶、墉之末流乎?故其怨旷之悲,遇合之喜,虽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辞哀,习其读而不知其旨,易以动荡人之邪情泆志,而况以铺张揄扬之辞,而序淫泆流荡之行乎?然诗人之意,则非以为是而劝之也。盖知诗人之意者,莫如孔、孟;虑学者读诗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无邪”之训焉,则以其辞之不能不邻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则奚邪之可闲乎?
是以有“害志”之戒焉,则以其辞之不能不戾其意,使章章如《清庙》、《臣工》,则奚意之难明乎?以是观之,则知刺奔果出于作诗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删者,其诗决非淫泆之人所自赋也。
○辨诗本无变风变雅之名
先儒旧说,二南二十五篇为正风,《鹿鸣》至《菁莪》二十二篇为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为正大雅,皆文武成王时诗,周公所定乐歌之词;《邶》至《豳》十三国为变风,《六月》至《何草不黄》五十八篇为变小雅,《民劳》至《召旻》十三篇为变大雅,皆康昭以后所作。及考安成刘氏曰:“诗人各随当时政教善恶、人事得失而美刺之,未尝有意于为正、为变。后人比而观之,遂有正变之分。所以正风雅为文武成王时诗,变风雅为康昭以后所作,而豳风不可以为康昭以后之诗也。
大抵就各诗论之,以美为正,以刺为变,犹之可也。若拘其时事,分其篇帙,则其可疑者多矣。”盖孔子删诗,原情据理,顺其自然,故丑好美刺相间而成章,非故以何者为变,何者为正也。譬如列宿之丽天,错综布列,五色成文,而躔次度数,毫发不爽,能使人定时令,察灾祥,有不待言而见者。故善读诗者,不须问其篇章次第是非如何,但玩味圣人垂示劝戒之意,深于诗者也。
○诗图序略
欧阳修云:周之诗自文王始。成王之际,颂声兴焉,周之盛德之极。文王之诗三十七篇,其二十三篇系之周公、召公,为《周南》、《召南》;其八篇为小雅,六篇为大雅。武王之诗六篇,四篇为小雅,二篇在《召南》之风。成王之诗五十三篇,其十篇为小雅,十三篇为大雅,三十一篇为颂。是为诗之正经。其后二世,昭王立而周道微缺。又六世,厉王政益衰,变雅始作。厉王死于彘,天下无君,周公、召公行政,谓之共和,凡十四年。而幽王之下,太子宜臼迁于洛邑,号东周,周室益微,而平王之诗贬为风,下同列国。
至于桓、庄而诗止矣。初,成王立,周公摄政,管蔡作乱,周公及其大夫作诗七篇,周之太史以为周公诗,主道豳公、刘、太王之事,故系之豳,谓国变风。而诸侯之诗无正风,其变风自懿王始作。懿王时,齐风始变;夷王时,卫风始变;次厉王时,陈风始变;厉王崩,周、召共和,唐风始变;次宣王时,秦风始变;至平王时,郑风始变;惠王时,曹风始变;陈最后,至顷王时,犹有灵公之诗,于是止矣。
○疑雅降为风,诸侯有风无雅颂
诗以风、雅、颂为三经,王者、诸侯通用之,但其地不同耳。非谓风贱于雅,雅轻于颂,而惟王者兼之也。故有诸侯之风,亦有王者之风。风有风体,凡出自闺门及民情好恶者是也。《周》、《召》二南所载,不出乎闺壶里巷之事,词虽尔雅,不得谓之雅,而谓之风;《黍离》以下,虽多忧国悯时之词,亦系民情好恶,不出于朝廷,亦不得谓之雅,而谓之风。非王本无风,降而为国风也。雅有雅体,歌于宗庙朝廷者是也。诸侯亦有宗庙朝廷,风既不伦,雅颂又非其分,将无诗乎?
窃疑鲁既有颂,
左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