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如高景逸、刘念台，皆不敢复指心为性。但心性之辨虽明，亦不过谓心为气而性为理，心之中有性而性非即心云尔。其欲专守夫心以笼罩夫理，则一也。特阳明则视理在心外，高、刘则视理在心内。高则以静坐为主，刘则以慎独为主，而谓无动无静。高则似周子“主静”之说，刘则似程子《定性书》之说，及朱子“中和初说”，而皆失其真。
江陵请开经筵疏，有“圣功已密而益密，圣德日新而又新”之语。因思《大学》曰“又日新”，孟子曰“又从而振德之”，此两“又”字最有味。凡为学、教人，俱不可不知此“又”字。
汪苕文与计甫草书曰：“宗门之教，固有不可思议者。然欲合孔子之道与禅为一，则辟诸倾乳入酒，终于酒乳俱贬。”此条似是而非。如此言，却似宗门原有妙处，但不可与吾儒合，则亦何怪天下之从之哉？昔之佞佛者，多合三教；今之佞佛者，又多分三教。
张瑶山文集内有《玉山遗响》一种，其一条云：“居茅屋中，每从搜览之暇，默坐观心，焚香一炷。虽本体照彻，不得遽信。觉山空人静，诸缘屏退，点尘不到，精神收拾，透里快然。”又其序云：“建我师祠，以俎豆薛、胡、罗、高四先生。”则其学大抵微近于梁溪。
又一条云：“塘南王公云：‘孔子曰无知，阳明言知善知恶是良知。’姑就初学所及言之，使从此透入，必透到水穷山尽处乃可。夫单提良知，既为后人所疑，而塘南又浅视良知，提出‘无知’，水尽山穷，从何下手？”此说得好。
又一条云：“水帘洞天，半路断，始以梯升，继则甃石而上。然空中阶级，意在速成，根脚不平，未及旬日，雨过则崩。程子曰：‘须是大其心，使开辟。’譬如九层之台，须大做脚始得。又称康节‘空中楼阁’，朱子言其‘四通八达，须实地上安脚更好。’嗟嗟！夫心之所之曰‘志’。学者立志，当以君子自待，以希圣、希贤、希天自期。最不可薄视此身，隘视此心。掀天揭地，全在脚跟。否则，便小有成就，亦非大规模。久则且如风中草，任其波靡；
如水上萍，听其飘荡。做得一分，便损一分；做得一层，便坏一层。予是以因山径之既成复倾，不能不与学者求其所以立脚，所以栽根。”此一条最警切，不可不猛省。夫康节犹“空中楼阁”也，而况不如康节者乎！
篑山集云：“执着有，执着之失；和平，亦有和平之失。”此非着实体认者不知。
又与人书云：“人欲合知行为一，我必分知行为二。单提‘致知’，不如直说‘笃行’为明白切实。若以力行工夫，总以‘致良知’三字尽之，虽是透脱，恐学者竟走入空寂一边。”此条最足羽翼程、朱。
又与熊青岳书云：“若提‘明善’二字，谓可包知行，则‘致良知’亦可包知行。姚江复起，将有辞于我矣。”与前言同意。不知青岳何以有此论。
又与罗先生书云：“令师青老，见解不偏，考究有年。其《闲道录》，颇与某私淑罗文庄之意有合。”又：“孙北老，学问渊深，所梓薛文清、胡敬斋、罗文庄、高存之四先生《学约》，俱有不谋而同者。”按此，则篑山所推重者，此二人而已。
又有一书，言《宗儒语略》前序后跋，议论参差。予所取于篑山者正在于此。人能勇于从善如此，天下有何事哉？使象山有此心，则必无“无极”、“太极”之争；使阳明有此心，则必不执“良知”之说，必不为《晚年定论》之书。今人挟一偏之见，耻屈于正论，多方以求胜。孰知先生之所以不可及者，乃在于能屈耶？气能抗万乘之威，力足以却纷华靡丽之习，乃区区整庵一书，遂退然自下，尽改其故。学者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之乎？
阅张篑山与熊青岳书，论学问、经济，虽不是两个。毕竟经济有从学问来者，亦有不从学问来者。从学问来者，学颜子之学，即志伊尹之志；不从学问来者，则为骄吝，为器小，为执拗，甚至为奸险。非不自谓有猷有为，而其实毒苍生而误国事者，即此自命为经济之人。其论最快。
篑山谓：“夫子之道，中以贯之。”愚谓曾子言“忠恕”，是“诚”以贯之；若程、朱重“主敬”，则又是“敬”以贯之。此当互看。
篑山语录上卷云：“学问止有渐进工夫，别无顿悟法门。”又云：“诸家言自然、言顿悟，不问元气虚实，专用表散之剂，不害人不止矣。”此最足见其学之正。又云：“儒者言学，谓人所说‘过’者不必更说。然舍人所说过者，更从何说？圣贤言语，愈读愈有味，越讲越无穷。”又深取章枫山“先儒之言已尽”之说。此足见其学之朴实。又论气云：“无动无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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