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以所行有动有静矣；气无聚无散，以所附有聚有散矣。”论阴阳云：“阴阳有相生之时，无未生之时。”此又足见其体认之细。
又云：“儒者之学，不宜单提‘静’字以类于禅。然静则悔吝少，亦收敛杂驰之一端。”此说得亦斟酌。
## 卷八 （计三十二条）
阅《学蔀通辨》，见象山对朱济道言：“收拾精神，自立主宰。当恻隐时自然恻隐，当羞恶时自然羞恶。”因思象山、阳明、景逸、念台，皆是“收拾精神”一路工夫，皆是心学。但象山主静，阳明则不分动静；景逸主静，念台则不分动静。象山、阳明则竟不要读书穷理，景逸、念台则略及于读书穷理。象山、阳明则指理在心外，景逸、念台则指理在心内。究竟则一样。指理在心外者，如镜之影；指理在心内者，如树之根。得失自不同。
辨有明之理学，较宋更难。以阳明之功业，高、刘之节义，皆天下所信服，如顺风而呼，故辨之尤难。
今人见阳明之功业，便以讥之者为刻。不知管夷吾之在春秋，是何等样功业，孔、孟只以“小”字、一“卑”字断之。安得以其功而信其学哉？且阳明即有功，亦不过在一时；而以朱子为杨、墨，以孔子为九千镒，其得罪在万世，吾岂能为之解耶？
真西山集《夜气箴》曰：“必斋其心，必肃其躬，不敢弛然自放于床第之上。”读至此，不觉悚然。又云：“以理论气者，濂溪先生之学也；以理论数者，安乐先生之学也。”二语最精。
黄太冲《学案》，序述有明一代之儒者，可谓有功。而议论不无偏僻，盖以蕺山一家之言而断诸儒之同异，自然如此。愚因思：经师与人师不同，而人师内又有二种：有兴起之师，有成德之师。若蕺山先生者，以为兴起之师则可，以为成德之师则不可。而太冲尊之太过，所以多费周旋。
高忠宪与管登之辨云：“若谓以觉包理，则理乃在外。”又云：“谓气在虚空中，则是张子所谓以万象为太虚中所见之物，虚是虚，气是气，不相资入者矣。”此一条大可理会。大抵梁溪一派，看得“性”尽明白，却不认得“性”中条目。又阅其《静坐说》，乃知高子所谓“性体”，亦是指心，亦大异于程、朱矣。其不欲言“以觉包理”，特欲自伸其见耳。
阅徐鸿洲《信古余论》，见其论《西铭》是“仁体”。因悟：与万物流通者，仁体也；无物不有者，仁体也；无时不然者，仁体也。故《中庸》“费隐”章、《论语》“子在川上”章与《西铭》，皆是言“仁体”。
阅《紫阳通志》，见高汇旃《格致论》，其学似正于景逸。又刁蒙吉寄严佩之书，不满泾阳而深推景逸，以此与陈几亭同配享于道南祠。其所著《潜室札记》中亦多格论，但于景逸觉服膺太过耳。又施璜所著《思诚录》、《训蒙》诸条，其论甚正。又《通志》所载江知默，字月岩；汪学圣，字惕若，皆有志于学，而以梁溪为宗者。
阅顾泾凡与高景逸论“学问当从狂狷起脚”书，此其病根。
看薛方山《考亭渊源录》序，言“朱子之言，孔子教人之法也；陆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不觉太息！孔、孟岂有二法哉？方山序中，既言“老而知朱学之精”，而又为调停之说如此，盖终不敢直指陆学为非也。又其末言“象山晚年亦得力于朱子”，以救阳明“朱子晚年得力于象山”之说，亦属调停。
《考亭渊源录》第十八卷载朱子告郭友仁有“半日读书，半日静坐”之说。郭是从禅学入门者，恐此所述未必确。用功如何可这样限定？第二十卷刘淳叟欲做虚静工夫，朱子与言李延平教人静坐之不然，可见郭友仁所述未确。
吕泾野集有云：“衡有铢两、钧石之星也，若为尘垢所掩，则不可得而辨矣；天有斗枢、三垣、五纬、二十八宿之星也，若为云雾所障，则不可得而辨矣。夫人心之有星，犹天与衡也。”此一段说心最好。又云：“如使颜子之父母不悦于箪瓢，乃颜子自以为乐而不改，则虽夫子，岂肯称其贤？”此亦说得最好。又云：“夫子所谓‘一以贯之’者，其‘约’乎！故颜子曰：‘约我以礼。’”此看“约礼”即“一贯”，与愚向所见不同。又云：“时有升降，阴阳尽之矣；
学无止足，鸢鱼见之矣。阴阳尽，穷通得丧，皆非在我者也；鸢鱼见，体用显微，皆非在物者矣。”是见道之言。又云：“禹之导江河，在拜昌言。何以知言之昌？在精一以执中。未至于禹者，在求其病之所切而去之，如牛之讱言，参之三省。”说得真妙。又云：“孔门论学，惟‘仁’为大；学仁，惟‘礼’为急。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皆仁也。‘天体物而不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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