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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体事而无不在。夫子告颜渊之为仁,以‘非礼勿视听言动’,亦是意乎?”按此一条,可见“约礼”即是一贯。予向疑“一贯”与此“约”字不同,非也。
校《王学质疑》,因思程子言“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又云“性即理也”。此处宜将《大学或问》中所云“心虽主乎一身,而其体之虚灵,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物,而其用之微妙,实不外乎一人之心”,合看方明。仁义礼智,皆心之用,管乎天下之理者也。
阅孙征君《年谱》,叹近年来南方有一黄黎州,北方有一孙锺元,皆是君子。然天下学者多被他教得不清楚。
孙锺元、鹿伯顺一生苦志,只做得“不践迹”的事。
鹿江村、孙征君,皆一代伟人。其品之高,则所谓“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者也;其学之勇,则所谓“未之能行,惟恐有闻”者也。只是不虚心、不细心。子路当日亦是这个气象,赖圣人之裁成,所以终成千古大贤。
看《学蔀通辨》后编,朱子答廖子晦一条,觉“明镜”止可喻心,不可喻性。朱子《大学或问》中有“鉴空衡平”之说,论颜子“明睿所照”亦以“明镜”言之,皆只是言心。至象山论《孟子》“万物皆备”,而以“镜中看花”言之,则是以镜喻性矣,大谬!此陈清澜所以谓:“孟子‘万物皆备’,是以万物之理言;陆学之‘万物皆备’,是以万物之影象言。”
以六经为圣人糟粕者,犹以虚无之见置在六经外;以六经为我注脚者,直以虚无之见置在六经内。故王弼之《易》,何晏之《论语》,犹有可取;而象山之解经,必不可从也。
阅《儒宗理要》内绪言,觉其疏浅。
黄太冲撰《周海门传》云:“性,理也;心,气也。阳明言‘无善无恶心之体’,非言性无善无不善。以‘无善无不善’为性者,海门之咎也。”然阳明不曰“心即理”乎?何可掩也!大抵昔之为王学者,乐其病;今之为王学者,掩其病。
刁蒙吉《辨道录》载罗文庄之言曰:“‘理一分殊’四字,本程子论《西铭》之言。其言至简,而推之天下之理无所不尽。持此以论性,自不须立‘天命’、‘气质’之两名。”按整庵尊“理一分殊”之语可也,而便欲以此破除“天命”、“气质”之名,则非矣。但知理气之合,而不知理气之分,可乎?
陈迁鹤言:“闽中从来不染于姚江之学。惟一李贽,出仕于外,与王龙溪交,遂习为横议。”
朱、陆皆以镜喻心。然一是真明镜,一是含糊之镜。辨学术异同,若在经书文义上辨之,则彼此胶执,葛藤无已矣。且舍文义而单论下手工夫,则得失自见。
今之回护姚江者有二:一则以程、朱之意解姚江之语,此不过欲宽姚江,其病犹小;一则以姚江之意解程、朱之语,此则直欲诬程、朱,其罪大。
昔人云:“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此与夫子“主忠信”、“徙义”之意同。我人存一至诚无伪之心,进而有为,可谓“忠”矣。然其间轻重缓急,过差而不合于义者尽多。故“进思尽忠”者,必“退思补过”;“主忠信”者,必“徙义”。阳明以“致良知”三字为学,岂知此也哉?
姚江一派,学术日异而月不同。正、嘉之际,其词诐;嘉、隆之际,其词淫;万历以后,其词邪;至今日,其词遁。
日求去过,而过不能去者,一则起于欲根未尽,一则起于习气未除,一则起于见识未真。
一篇朱子《行状》,即是一篇《太极图说》;一篇《太极图说》,即是一篇朱子《行状》。
人之喜怒,各有气象。程子欲人“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愚更欲人“忘其怒而观怒之气象”。尽有怒得是而气象不好者。
人生处处要树立一界限,事事要斟酌一分寸。
天下道理,只得一个“旋相为宫”之法。在医家,则谓之“君臣佐使”。
大人言熊见可之讲书,但自讲一番,而不能使其委曲入于童子之耳。予因悟圣人言“忠”又必言“恕”,盖能尽心而不能推己,其弊如此。
《春秋》之义,不责下责上,不责小人责君子;《大易》之义,不忧衰而忧盛。以此思之,人生何时可不戒谨?
## 卷九 (计三十七条)
初学读《战国策》,不如将《纲目》自威烈王至秦始皇并天下熟读。
《纲目》序知伯之事于威烈王二十三年,序子思之言于显王二十三年,皆是追叙法。知伯、子思,皆纲目前人。
《纲目》书法,于孝惠四年“帝冠”条下云:“于是帝生十五年矣。”查荀悦《汉纪》,高祖崩年,孝惠已年十六,安得如书法所云?又《纲目》高祖十年分注内“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正误因杜诗“黄绮终辞汉”之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