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则便若大异。天周有余，日周不足，所以有岁差。譬之湍水然，在内者势狭而转急，在外者势宽而转稍缓，此古法也。而西法则分为几重天，遂若大异。惟以地为圆体，此为独得。而弧矢算法，亦胜于郭守敬。”愚因问：“天文家之言曰：‘冬至日在箕、斗之黄道，此道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夏至日在井、鬼之黄道，此道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是日之北而复南、南而复北者，黄道之势然也。然以岁差推之，假使千万年后，冬至日躔退在井、鬼，则冬至日亦当出寅入戌？
”与武峯曰：“不然。若使冬至日躔退在井、鬼，则井、鬼之黄道亦改而南矣。盖所谓日躔在井、鬼者，非必定与井、鬼之宿同在一处也，但与之相当耳。或南或北，固随时不同也。故夏至躔井、鬼，则此道便出寅入戌；冬至躔井、鬼，则此道便出辰入申。”余为之恍然。因思向见傅仁均答王孝通曰：“日躔宿度，如邮传之过。宿度既差，黄道随而变矣。”余初看之殊不解，不知黄道如何样变。今乃悟，所谓“变”者，乃南北之异耳。但仁均说得不明白，不如武峯之言凿然。
又思西法谓“列宿与天各有运行，以此致岁差”，其说亦不然。看来依西法，则列宿移而黄道不移；依古法，则黄道移而列宿不移。不知是否，当再叩之。
《天原发微》载蔡季通问：“极星只在天中，东西南北皆取正于极，而极星皆在上，何也？”文公无以对。[此段未知出何处。]按，若依今西法论极星，则可无疑矣。
阅孙北海《河纪》，见昔之论河源者纷纷不一。合而言之，有三：大约言出于阗、葱岭者，其下源也；言出昆仑者，其中源也；言出西番朵甘卫西，直四川马湖蛮部正西三千余里，去云南丽江西北一千五百里，俗传为星宿海者，其上源也。自星宿海东北流，经昆仑山之南，折而东流，复绕昆仑山之北，至积石，经河州，始入中国。张骞见其下源，而不见其中源、昆仑之说；见其中源，而不见其下源。至元学士蒲察笃，始穷历而得之。自星宿至昆仑，三千余里；
自昆仑至积石，又三千余里；自积石至龙门，又三千余里。而或以为二万一千三百余里者，误也。
向见言黄河者，皆云河旧在汴城北四十里，东经虞城下达济宁。洪武二十四年，决原武县黑洋山，东经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项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统十三年，又决荥阳，过开封城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北矣。然尝问从中州来者，则今汴城仍在河之南，甚疑之。今观《河纪》载弘治时巡抚徐恪疏云：“弘治二年以来，渐徙而北，又决金龙口诸处，直趋张秋，而汴南之新河又淤。”乃知所谓“汴城在河北”者，只是正统以后、弘治以前之事。
又按《河纪》：国初粮船，自仪真抵淮安，谓之“里河”，俱分入五坝，转盘黄河，谓之“外河”，原不相通。后平江伯疏开清江浦，由天妃口径通黄河，仍设闸以司启闭。其后恐黄水灌入，河臣乃议塞天妃口以杜黄水，创开三里新河，设通济闸以通淮水。此段说天妃缘由最明，然亦未详新河创自何人。潘季驯、杨一魁二人相接为总河，一主“筑堤束水”，一主“分黄导淮”，此议论之最不同者。《河纪》中皆言其有功，未曾剖析孰非孰是。季驯云：“人欲弃旧以为新，而臣谓故道必不可失；
人欲分支以杀势，而臣谓浊流必不可分。”然观万历廿五年总河刘东星疏云：“河自商、虞而下，历丁家道口、马牧集、韩家道口、赵家圈、石将军庙、两河口，出小浮桥下二洪，乃贾鲁老黄河故道。自元及我朝嘉靖年间行之甚利。至三十七年，北徙浊河，而此河遂淤。万历七年，总河潘季驯议复开之，以工费浩繁，不果。”则是潘公四治河，“束水”之策虽行，而“故道”之策未全用也。按潘公第一次治河在嘉靖末，只佐朱公冲开新河，非其本意。第二次治河在隆庆末，开所谓故道，垂成而废。
第三次治河在万历六年，功成高堰，而故道仍不果行。第四次在万历十六年，惟见严闸禁、筑遥堤诸议，不见别作为。但其始终不主开泇之议，只就河言河，是即复故道之意也。
《河纪》嘉靖十二年刘天和之治河，亦似有见。盖因运河原不用黄河之水，故弃鱼台、谷亭之淤河不治，听河向赵皮寨南行，而专浚漕河。此在朱、潘、杨、李之前，自成一策。嘉靖初，尚书胡世宁论河势，南分二道，东南一道，东分新旧五道，说得最详。然只是嘉靖初年黄河之势，不应删其姓名年月，混入《禹贡注》。
王亮士《疏浚末议》一篇，专论滨海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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