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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此一段,不觉为之慨然。不得不令人思许鲁斋“治生为急”一语。
《钝翁类稿》内有《王西樵传》,载其所作《伪诗传论略》云:“近世所传《子贡诗传》、《申公诗说》,皆伪也。明有鄞人丰道生,好撰伪书,自言其家有《鲁诗世学》一书,传自远祖稷,实自撰也。又作《诗传》,托之子贡,以为张本。而所谓《世学》者,若相与发明。寻有妄人,依旁《诗传》,别撰《诗说》,其体类《小序》,其说与丰氏尽同,惟篇次小异。道生叙《诗传》源流,又诡其所从出,云:‘魏正始中,虞喜奉诏摹石,而宋王子韶开河得之。
’其说最支离。而同时诸公无觉之者,郭子章刻之于楚,利瓦伊桢为序,亦不一致疑。惟道生同郡周应宾者,著《九经考异》辨之特详。然微周氏,其伪亦灼然也。凡古书源流存亡真赝,汉《艺文》、隋《经籍》,降及郑《通志》、马《通考》诸书,可覆而按也。《汉书·儒林》叙诸家授受尤悉,并无一言及《子贡诗传》者。考虞喜传,亦无奉诏书石经事。独申公为《鲁诗》,《汉志》《鲁故》二十五卷、《说》二十八卷,《隋志》明言亡于西晋,安得至今犹存耶?
此书本不足以欺后世,而姚氏《诗疑问》引‘传’与‘序’等,遂若《诗传》果出子贡之手者!”按西樵氏此论最有功于《诗》,汪载之集中亦最有见。余向固疑之,然未知其出于丰坊也。
又云:“公伯寮,亲与七十子之列,而敢于毁季路;邢和叔,本程门高弟,而遽诬宣仁以附绍述之说。”比例固好。但寮虽《史记》列弟子中,而《家语》无之,未可定为弟子也。即使果弟子矣,或在七十人之外,而未必在七十人之内;即使在内矣,而或在执贽以后叛其师友,或在执贽以前未闻圣教,皆不可知。事辽远,难以臆断也。
读张文潜集,喜其论汉曰:“文帝之所以裁绛侯者,乃所以深爱之;宣帝之所以宠霍光者,乃所以深害之。”论德宗曰:“德宗先讨田悦,是先攻其坚,故天下乱;宪宗先平元济,是先攻其易,故天下定。”又论鲁仲连曰:“孔子请讨陈恒,不可则止。仲连以布衣而出身救天下之患,此墨子‘摩顶放踵’之学。”论吴起曰:“起从事于法而不知权。此主少国疑、众情未信之时之所深忌,子产所以欲焚载书。”论商鞅曰:“善养生者,和其血气,平其心志。
有贱丈夫焉,不能忍岁月之勤,而急其效于耳目之前,于是服毒石、饵恶草以激之。方其效也,刚壮勇力,倍于平时。然不过数年,而遗毒余孽,溃裂四出,一日皆作而不可制。”又喜其讥司马迁之反复详叙聂政、荆轲、窦婴、灌夫之事。又论邴吉曰:“虏入云中,诏问丞相、御史以虏所入郡。御史不能对,得谴责;而丞相能具知,见谓‘忧边思职’。夫吉之能知,驭吏之力也。吉当曰:‘臣与御史等耳。臣之仆有先白臣,臣是以知之。’此其为能,岂独忧边思职而已哉?
吉脱宣帝于死,能绝口不道,独贪一驭吏之功,殆必不然。传曰:‘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吉未之思与?”论赵充国云:“武帝战匈奴之强,而不能引匈奴于弱,而后战;唐太宗知颉利之方强,虽足以胜之,而未可以无患,故与之临渭水而盟。其后李靖以孤军而功过于卫、霍之百战,惟投其时故也。勾践与范蠡谋吴,勾践不能忍而欲发也数矣,蠡独不可,至稻蟹之变而遂起而不疑。此即充国之法也。”论李、郭曰:“李光弼治军行兵,出郭子仪之右。
而当时诸将,皆望风伏子仪。子仪能使吐蕃为父,而史思明乃上书请诛光弼。大抵光弼之实不及子仪之名,子仪安坐而有余,光弼驰骋而不足。余尝思其故,读《史思明传》,见光弼使乌承恩潜杀史思明事,而后知李、郭之优劣。盖子仪之为人,至诚不欺,主于忠信,其胸中洞然大人也。故静则人安其德,动则人伏其义。光弼则市井之智,盗贼之谋,有时而用,此于伏人之道小矣。汉高伪游云梦,虽能执韩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当此时,高才智士亦有轻其君之心,故英布、贯高之徒,继踵而起。
此非伏英雄之道也。”按文潜之论李、郭最正。然其论治术,则引《老子》曰:“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天之将寒也,不以霜雪为之也,金石裂、土山焦者,所以为今日之霰雪也;天之将暑也,不以蒸郁为之也,震风、积雪者,所以为今日之炎烈也。故圣人未有不尚乎术也。”此则苏氏之余习。大抵圣人言“术”,必归之“道”;苏氏之徒言“道”,必归之“术”。
## 卷十二 (计三十三条)
《性理》朱子论读书法曰:“书只贵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