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则殷之改时改月可知。《书》之言“惟元祀十有二月”者，今子月耳。即位宜于岁首而不于岁首，未逾年不应改元而改元，则夏忠、商质，亦难以《周礼》证夏、商也。若夫秦，则改年始而不改时月，以闰月为后九月，《史记》确有所据。而文颕、颜师古辈，泥商、周改月之见，更谓秦以十月为正月，若史家所载皆太初时追改，非当时本称，则又拘矣。其论甚辨。然吾谓梓慎、陈宠之言，或以夏、周之时月而遥推商之时月，亦未可知，难定谓改时改月商、周则同，逾年改元商、周则异。
总之，古事难以臆断也。
孔疏论“郑伯克段”，只讥其失教，而以“处心积虑”之说为非，最是。觉吕伯恭《博议》未免过当。
阅杜注“吊生不及哀”，疏中详言其既葬除丧之意，此杜注之最差处。
隐三年“日食”条下，引襄廿二年九月、十月皆日食，廿四年七月、八月皆日食，注疏皆不能言其故，此诚不可解。注：曲沃即闻喜也，而今则曲沃、闻喜为二县；翼即绛也，而今则翼城、绛州为一州一县。又按疏：唐叔始封在太原晋阳县，则今之太原府也。成侯徙曲沃，穆侯徙绛，则今之绛州也。其后又迁新田，则今之绛县也。皆在平阳府，盖益迁而西南，去始封之都甚远。
孔疏论董狐书法不隐，孔子称为良史，而《春秋》鲁君见弑，左氏以为“讳国恶，礼也”，见仁非一涂。此论亦最是。
僖元年“讳国恶”下，孔疏说得此意尤精。
阅孔疏论“桓不书王”，《穀梁》以为“桓无王”，故不书王；杜氏以为“王不班历”，故不书王；刘炫以为“阙文”。三说未敢定为孰是。但刘据襄二十七年、哀十二年传称“司历过也”，杜氏《释例》皆指为鲁司历，似历非王朝所班。且子朝之乱，王位且未定，何能班历？而亦书王，驳得甚是。孔氏则又以为：“历或诸侯所为，亦遥禀天子正朔。子朝之乱，经仍称王，不责人所不得也。犹如大夫之卒，公疾在外，虽不与小敛，亦同书日之限。”辨得亦最好。
桓三年“日食”，孔疏论所以食之故未甚明。查《通考》交食之法，自隋以前犹未详着。大抵朔望值交，不问内外，入限便食。惟隋张胄元独得其妙，以为日行黄道，月行月道，交络黄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经黄道，谓之交。若月行内道，在黄道之北，则食多；有验月行外道，在黄道之南，虽遇正交，无由掩映，食多不验。孔氏去隋尚近，看来犹未通此法。其云“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谓月在日南，从南入食，南下北高，则食起于下；月在日北，从北入食，则食发于高。
此恐亦未确。昭七年疏云：“每一百七十三日有余，则日月之道一交，交则日月必食。”可见孔氏尚未知张胄元之法。
“有年”、“大有年”之书，先儒云：“桓、宣不宜有而有。”杜、孔皆不主此说，颇觉平正。
《左传》“春搜、夏苗、秋狝、冬狩”，此是以夏时言。观桓四年“春，公狩于郎”，经传可见。杜注亦云：“田狩从夏时。”
桓五年“州公如曹”，疏引郑玄云：“殷地三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武王克殷，虽制五等之爵，而因殷三等之地。及周公制礼，大国五百里，小国百里。所因殷之诸侯，亦以功黜陟之。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国小，爵卑而国大者。”爵尊国小，盖指州公、虞公也。此一段大抵欲调停《王制》、《周礼》之异同也，然尚说得未明。因其言推之：盖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初封之制也；五百里至百里者，黜陟之制也。公侯之地百里，有功则可加至五百里、四百里；
伯七十里，有功则可加至三百里；子男五十里，有功则可加至二百、一百里。若如州、虞之属，未尝加者，仍其始封之地而已。
阅孔疏论“启蛰而郊”，《明堂位》言周之正月郊者，盖《春秋》之末，鲁稍僭侈，见天子冬至祭天，便以正月祀帝。记者不察其本，遂谓正月为常。又郑玄注书多用谶纬，言天神有六，地祇有二。天有天皇大帝，又有五方之帝；地有昆仑之山神，又有神州之神。《大司乐》冬至祭于圜丘者，祭天皇上帝；《月令》四时迎气于四郊者，祭五德之帝。苍帝其名曰“灵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黄帝曰“含枢纽”，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叶光纪”。
鲁无冬至之祭，惟祭“灵威仰”焉。惟郑玄立此为义，而先儒悉不然。故王肃言：“天体惟一，安得六天也？”晋武帝，王肃之外孙也。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肃之义。杜君身处晋朝，共遵王说，《集解》、《释例》都不言有二天。然则杜意天子冬至所祭，鲁人启蛰而郊，犹是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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