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是致知紧要处，何止在书？书只明此天地万物之性与圣贤复性之切。至于体认性善与工夫处，却又在人而不在书。故三代以前无书可读，人皆求道之切，而圣贤迭出；三代以后有书可读，虽汗牛充栋，人反为书所病，一生理会书且不能，何暇体认性道而求之身心？故圣贤反不多见。若人能不为书所病，体认圣贤复性工夫，效其所以为仁为义者，而求之身心，见之事业，以造圣贤之域，方是为学。故朱子曰：“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
”何尝说书已自明白？今人自错认了。
世俗之学，其病只在误以读书一事谓为学，更不别去体认性理，求之于心，践之于己。惟其粗通章句者，便谓有学；善用章句组织成文以得科目者，便谓有学之验。若沉潜笃厚之士，由此而进，纵未得所养，亦不失为君子；若机巧奸佞之士，由此而进，失其所养，能不流为小人？幸而以致重禄重权，且谓读书大验。上无正道以辅其主，下无实惠以及于民，不过务虚名、要虚功而已。应世之才无实学见用，故世所以不治。
孔子，万世学者之标准。故动静语默，不特当世师之，后世实师之。故如公西华学仁圣，孟子学圣之时，横渠学恭而安之类，皆师动静语默也，何止于读其书哉？
圣贤之学，求于内不求于外，求于本不求于末。程子所谓“外”者，文也；“末”者，考详略异同也。而本之与内，未言焉。且今世俗专务文字，是求于外；专务考索，是求于末。师儒以此教，父兄以此养，长上以此称，科目以此取，当道以此重，其风有不得而阻遏之者。其本与内，莫如之何。然则本之与内，将奚求耶？吾能明乎吾之性，不外乎天地万物之性；明乎天地万物之性，以实乎吾之性，则程子之所谓内与本者，盖如是乎而得之矣。虽世以为无文章、无考索，不吾伍也。
然而务文章者，文士耳；务考索者，记诵耳。非圣贤之学也。彼不吾伍，犹吾不彼伍，一而已矣。
君子之学，在求道之正脉。或因俗学排议而变其正焉，见未真也。若姚枢讲程、朱学于苏门，尚能变许衡之学而从己，岂变正学而归俗学乎？夫变俗学以归正学，犹用夏以变夷，正也；变正学以归俗学，犹用夷以变夏，逃孔孟而归杨墨也，变也。何止于见未真乎？
孔门之学，日用工夫甚是浅近，然于理无所不包，仁无不贯，推而极之，可与天地同其体用。朱子尝以此语人，与今世俗之学大有不同。圣门之学，其初甚浅近，其终甚高大；世俗之学，其初甚夸大，其终甚卑陋。其初浅近者，为己也，不为人也，故其终也极高大焉；其初高大者，为人也，不为己也，故其终也极卑陋焉。一诚伪之间耳。世俗先自上学，竟至下达；圣贤先自下学，竟能上达。故《中庸》末言“下学立心之始”，推至于“无声无臭”，岂世俗先立上学门户而竟至于下流者哉？
古人为学，惟安静笃实，所以承载得许多道理。今人于安静者，不谓之无用，便谓之迂疏。志不坚者，未有不为之摇动矣。夫安静者，凝道之器也。
圣贤之学存乎心，世俗之学存乎言。存乎心者，求其心之自得，而无事乎言语；存乎言者，事乎言语，而心实无所得。故茂叔之学，当世无人识得，能识之者，惟河南程大中而已。安石之学，惊动一世，当时称为圣人，至用青苗病世，及食既钓饵，人方知其为非圣贤耳。然则茂叔之学，其存乎心；而安石之学，其存于言者乎？圣贤、世俗，其学之别可见矣。
朱子曰：“为学不厌卑近，愈卑近则工夫愈切实，所至愈高远。”此为学之大法也。
古人为学，先自小学，然后至于大学。盖小学有洒扫应对、礼乐射御书数许多条件，必先用力于此，方脱去狂妄粗鄙之气，然后进大学以修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功，则圣贤大学之道成于己矣。
儒者学识不可不大，而事业不可不渐。若学识不大，其失如苏秦；事业不渐，其失如王通。苏秦于七国争雄之日，以楚、燕、赵、魏、韩、齐六国为纵，以秦一国为衡，纵横其说，人无不从，知图功利而不知仁义，其学识大乎？王通一见隋帝，献太平十二策，即以皋、夔、稷、契事业自期，及其不用，教授汾河，又即以孔、曾、思、孟事业自期。事业渐乎？学识不大，则失之小；事业不渐，则失之骤。毕竟皆无所成就矣。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是圣贤心学之准的；周、程、张、朱，是圣贤心学之羽镞。后儒于周、程、张、朱之羽镞，且不能审视正固，况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准的而至之乎？故茫乎无所执持以求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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