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及其少壮，为耳目口鼻之私所乱者，性失其真也。惟大人者，然后耳目口鼻之私无以乱其性。舜益三言以告禹，盖忧人心之乱道心也。
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轲之此言，其心学之谓欤？
君子必慎其独。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动时敬也。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静时敬也。《中庸》为圣学工夫，故要动静于始末而言之。
静而存养，是存养其性；动而省察，是省察其性。
三代以前无书可读，有尧、舜、禹、汤、文、武、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君臣，有孔、曾、思、孟之师弟，皆得心法之传。三代以后有书可读，四百年汉，特出于穿凿之中者，祗一仲舒；三百年唐，特出于词章之表者，止一退之。皆无书不读，而心法尚未真也。惟宋之周、张、程、朱，然后读其书，得其心法。岂周、张、程、朱之书外，董、韩之所读者哉？盖先得乎吾心之性，然后实之于书；与先得乎书之理，然后实乎吾心之性。故有以会乎心法，而得千载不传之绪也。
周子之学，“不由师传，默契道体”，观此便可见，不事纸上语耳。
李挺之尝造邵尧夫庐，曰：“学其科举之学乎？”曰：“科举之外有义理之学，子知之乎？”曰：“未也，愿受教。”曰：“义理之外有物理之学，子知之乎？”曰：“未也，愿受教。”曰：“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学，子知之乎？”曰：“未也，愿受教。”于是受性命之学。所谓性命之学者，心学也。故学不可以不择。
临川王氏尝以诗刺韩愈曰：“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无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当世无人取此，至朱子方系此于《韩文考异》之末。后人谓朱子素爱韩愈为人及其文章，复系此者，以韩愈诗酒浮华，志在利禄故耳。愚谓不特此也，朱子之意多取在“不识道真”一句，观《原道》、《原性》篇见矣。
汉之董仲舒，唐之韩愈，二子之学，冠一代之雄者也，其于圣贤心学之法，则不能得其真矣。
邵子曰：“身在天地后，心在天地先。”其学在心不在书也，亦可知矣。
司马君实曰：“吾生平行己，未尝须臾敢欺，故立朝行己，俯仰无愧耳。”世称三代以下有宰相学术者，温公一人而已。
君子之学，其体在穷理修身，其用在致君泽民，其弊在务为文字、捷科目、窃功名以图富贵。世俗之学，务其弊，失其体，讹其用，天下何有真才？
伊川三不幸者：寇准年十九登科，宋厌年少，准不为之增年，寇不为一不幸也；范鲁公从子杲，公不为奏秩，且示以“速成不坚牢，亟走多颠踬”之句，范鲁公不为二不幸也；胡安定最厌隋唐以来仕进尚文词，弃经业，苟趋利禄，胡安定不为三不幸也。伊川是言，乃通世之言，非一己之见者也。
先师阎伊洛尝称薛河东曰：“自功名者视之，则以为偏；自富贵者视之，则以为迂；尚绮丽者，则病其枯淡；尚博洽者，则病其拘束。”世俗之学，专事乎功名富贵，其视道德为何物？专事乎绮丽博洽，其视性理为何事？无怪乎其病薛河东也。
时以经术取士，最为正当，涤隋唐以来之陋。但士用经术而进，不用经术而仕，多奔走形势，伺候公卿，要功名，觅富贵，不自以为非。但丈夫气丧，而国家取士之意亦负焉。此无实志于经术，窃经术以进者耳。
盱豫之士，盖不学圣贤之道以进者，当不以圣贤之道责之矣。若吾侪之人，学圣贤之道以进，而日干于人以觅功名富贵，此乃天地间何等人？功名富贵乃何等物？害圣贤之道以觅之，一旦去功名富贵之场，在水边林下回头一望，能不有惭色也耶？
大贵自势利而得之，故小贵复自势利而趋之；大贵又自势利而进小贵，小贵又自势利而得大贵。故势利满天下，而道义丧，学问安用哉？
天下循道义辙者十一，循势利辙者十九。一不能胜九，故九者肆，一者遁。是以天下之势多暴寡，寡不能暴多，道义日衰也，夫何足怪？
今人用才，以貌不以心，以言不以行，以习于容止不以习于诚朴，以熟于人事不以熟于世故，以善于成己不以善于成物。是于其末，不于其本；于其外，不于其内。天下安得有真才？世之不治也宜矣。
论道须要识道体，不识道体则见道不真；论治须要识治体，不识治体则为治不实；论事须要识事体，不识事体则处事不正。失此三者，乌足以言学哉？
《东溪日谈录》卷七 明 周琦 撰
出处谈
君子之用以道，不用以非道。其用以非道者，则无所不至矣。幸而致大贵，操大权，不滥动声色，则亦无他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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