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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何怪乎内交以要誉也?
古之谏官,以君过为己过,婉而导之,使至于无过,故君易从谏。若不行,然后碎首玉阶,曳裾折槛也。近时之谏,声君罪以露己长,未为谏官,先以死许,触君之怒,故多难从,至于摈斥,则又重君之过也,非善谏者也。
奔竞之风,起于上人以导之。苟上之人不受奔竞,斥而抑之,其风息矣。
上人左右无阿、墨、毁、誉,善矣。
养才在己,而成就在人。故西汉之才,开国元勋如韩、彭辈者,高祖不能为之保全,则后之效者少;东汉之才,光武不以贵而少骄,严光不以贱而少屈。是严光以气节自高,而光武能成就之,故士多节义。则东汉风俗,固非西汉比矣。
君子出处,贵两得其道。立朝则当致君,出牧则当泽民。大遇当功铭鼎鼐,小遇当求无愧于心。退居林下,亦当以道自守,使生重于乡,死祀于社,则两全矣。
到头上才是功名,不可妄求;到手上才是事业,不可妄为。愚尝以此语人,而亦以自守。
吕蓝田所谓“当官之法,以清、慎、勤为之首”者,仕之心也;吴草庐所谓“廉而不明,为吏所蔽;明而不仁,流为深刻”等语者,仕之才也。存是心而用是才,资于仕多矣。
宋杜世昌曰:“作官清,一畏人知,同列有不谨者,皆将谮己,为上者不加明察,适足以取祸耳。但优游于其间,默而行之,无愧于心可也。”此其法欤?
今人之仕,以深情厚貌为贤,以真心真意为不肖;以苛刻为有才,以平易为无用。误甚焉!世无正学,故不知所取也如是夫。
取士以行不以言,三代用此法,故治道盛。三代以后,两汉近之,惟东汉光武时尤胜。
成周有乡举里选之法,士皆修己以进,人才最盛。唐制科举,建学校,增广生员,却又似诱人利禄,使人奔竞,故人才反不及前。自后奔竞则又过之,无怪乎士失所处,上诱之也。
世自唐宋,不但冗散官不使任事而已,其莅于事者亦然。上取于官,官取于民,海内安得不困穷邪?上下以利相尚,固不得而禁之矣。
许鲁斋曰:“贤者以公为心,以爱为心,不为利回,不为势屈,寘之周行,则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泽。”此其出也。其曰:“或遭不偶,务自韬晦,有举世而人不知者。”此其处也。出处如此,亦正当矣。
前古多君子,故小人亦变而为君子;后世多小人,故君子亦变而为小人。其不变而与世不合者,未始不为流俗排笑。排笑而不变者,其守之贤者耶?
游定夫曰:“三代之士,多全德;战国之士,务奇谋而不徇正道;西汉之士,喜功名而不务奇节;东汉之士,贵节义而不通时变;东晋之士,乐恬旷而不务实用。”皆风俗世变使然也。惟古之圣贤不然,不以世治而坚其操,世乱而改其度矣。
古今之士,循道义者多难进,而徇势利者多易得。故其守道义、不徇势利而登大枢要者几人哉?惟唐虞之世及三代盛时,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俦而已。三代衰时及汉唐以后,间见之矣。若春秋儒者,孔子以下;战国儒者,孟子以下;至宋周、程、张、朱以下,皆圣贤大才,守道义之正,其人可法万世,不能登大枢要。是何也?不徇势利故也。后世守道义之正者,当不以大枢要自期。以大枢要自期,则道义之志移焉,将入势利途矣。
士骤进及年少者,未尝得圣道陶镕,故见理不弘。纵知正道,无所执持,多为势利所移,亦与世儒俗吏等耳。执持者几人哉?故士贵见理弘、守理固也。世之沽名者得名,要誉者得誉,内交者得交,阿附者得以附其势,故名易立,誉易致,交易合,势易附也。天下安能有实名实誉,与交以道、合势以义附者哉?
世奔竞而无排笑、鄙陋之者,多故也。其不如是者,谓无能耳。故多者排笑鄙陋其少者,其少者不能排笑鄙陋其多者也。宜其风日盛而不能使之衰矣。今人唾骂排笑鄙陋前人,不知后人又唾骂排笑鄙陋今人,几何哉?古人多畏义理,今人多畏法度,近来并法度亦不畏,义理何畏哉?
宋周必大从容廊庙,引进善类,故君子满朝。后世卿相立朝,惟引进乡人、党友与恩家、贿客而已,善类何暇及哉?故党类满朝,一相败,一党换;一相兴,一党进。前车覆,后车续,前后相继而不惮。虽有愿治之君,末如之何也。
《东溪日谈录》卷八 明 周琦 撰
物理谈
列子曰:“太易,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形气质具而未离,故曰混沌。”恐亦不当如此说。
天地虽大,亦万物中之一物也,太极之所生也。
《三五历纪》“天地混沌如鸡子”之说,既如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