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兄弟之私情；《兑》泽讲习，朋友之公义。养贤于《鼎》，宾王于《观》，节己于《损》，惠人于《益》，拨乱于《蛊》，成治于《贲》。兵戎用之于《师》，刑法决之于《噬嗑》，制奸去邪于《夬》，赦过宥罪于《解》。观《师》《比》而井田封建之法明，玩《否》《泰》而国家成败之机显。济弱扶倾于《大过》，防微杜渐于《既济》。而道无不备也，《易》岂卜筮之书哉？
《易》之性理，全在《系辞》与《乾》《坤》两卦。如“乾道资始”，“坤道资生”，“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继善成性”，“显仁藏用”，“一阴一阳谓道”，“阴阳不测谓神”，尧舜以来无是言也，惟孔子言之。《说卦》取象之义，是孔子推广卦象，非据经中之象而言，故多与经不合。
书
治世之道，当先德行而后事功。故《尧典》曰“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然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舜典》曰“浚哲文明，温恭允塞”，以及“慎徽五典”，然后至于“四门穆穆”，“纳于大麓，风雨弗迷”。皆先德行而后事功，则唐虞之治所以非后世所能及也。
唐虞之世，尧之去鲧，佥曰“于，鲧哉！”帝曰“吁！咈哉！”舜之用禹，佥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用垂！”佥曰“垂哉！”帝曰“俞，用益！”佥曰“益哉！”帝曰“俞，用伯夷！”佥曰“伯夷！”帝曰“俞！”用贤去不肖，皆曰“佥”者，公朝之举也。尧舜之所以成其治者，岂惟德哉？盖亦公用人之道也。“精一执中”，尧舜禹相传之道，故其为治，古今之所未有者也。
治天下之道，惇五典，用五礼，彰五服，用五刑。然皆曰“五”者，事理自然之数也。
御世之道，怠则乱，不怠则治。故《大禹谟》曰：“毋怠毋荒，四夷来王。”不怠则四夷来王，怠则四夷不来王矣。怠不怠，治乱之所关也。唐虞三代为治如此，焉有不致治者哉？
《大禹谟》所载“允执厥中”，尧告舜之言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舜又益此以告禹也。帝王以天下与人，不独传其位，而又传其治之之法，此所以谓之圣人也欤！然曰“中”者，上古所未有之言，其言自尧始。尧自得是“中”于心，而信之以为心之法，故传之舜。舜亦信焉，又以“精一执之”而为心法之始，故告之禹焉。此尧舜禹所以有圣学心法之传，其圣与治，过天下后世也。
尧之告舜，犹孔子之告曾子；舜之告禹，犹曾子之告门人。虽有差等，概相类也。
《皋陶》一篇，亦曰“谟”者，皆禹皋问答，陈其谋于帝前之言也。“稽古皋陶”以下，迪德之事；“咸若时”以下，知人之事；“天叙有典”以下，安民之事。其陈有序，自成一篇之义矣。蔡氏释“惇叙九族”，则亲亲恩笃而家齐；“庶明励翼”，则群哲勉辅而国治。即《易·家人》之传、《大学》之义。舜之睦族平章，上下一心，亦可见矣。
《皋陶谟》之末、《益稷》之首，语势相连。古人行简重大，分而为二。今人不用行简，当如伏胜旧本，合而为一，其义始备。
《益稷》一篇，舜因皋陶陈谟，亦欲禹陈，故禹拜皋陶之昌言，而述治水之本末内外，欲舜之保治。舜复责望于禹，而禹又以告舜。“戛击鸣球”以下，则言后夔典乐之功效也。有虞君臣，其嘉会矣夫！
《禹贡》一篇，历言水土之事者，明禹之功也。舜以天位传禹而不传商均者，以禹有治水土之功，而商均不能有也。
天子之军曰六军者，即《甘誓》六卿各率其军，随启亲征有扈而名之也。
夷狄之人，惟知袭世之旧，不知顺天之宜，故有扈之不服也。
《汤誓》曰：“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盖以臣伐君，本称乱也。惟天命归汤，则非所谓乱也。
成汤放桀，惟有惭德，仲虺作诰以解其惭。夫成汤惭德，不独虑在一时，而且虑在后世以为口实。此汤之德所以为圣人也。仲虺作诰，不独释其愧心，而且警其胜心，忧损圣人之德。此仲虺之德所以为贤也。
汤放桀，复告万方，盖恐天下有以臣伐君之议，盖亦惭德之发也。
《汤诰》万方，监前代之亡，慎今日之兴，且与诸侯保邦图治，无一介自骄之志。此“圣敬”所以日跻也。
伊尹作书以训太甲，始言夏之兴亡，中言商之开前谨后。开前，乃监夏之兴；谨后，乃监夏之亡。末言天人祸福。所以训太甲者至矣，故放之也何疑？
伊尹致仕，作《咸有一德》以训太甲，忠君之志，始终一律也。
《说命》三篇，始而命相，中而进戒，又终而论学。后世命官，固出于此，而制词之法，亦不能外是矣。
《洪范》九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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