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其《易》之谓欤？
治天下大法，虽有九类，惟五“建用皇极”为本。前四类：五行、五事、八政、五纪，必如此而后皇极所以建；后四类：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六极，必如此而后皇极所以行。武王释箕子于囚，陈之以此，则亦天畀箕子于周，而成八百年之治也。
箕子抱大道以事纣，纣何足以知之邪？箕子不违道以事之，而纣亦安知箕子之不违道也哉？有道者之遇无道，其如是夫！
西旅之獒，能解人意，非特高大可观。后世人君得之，必以为奇也。武王八十，德成治定之日，而西旅献是焉。召公犹虑其损德坏治，作书以训之，如教小儿然。呜呼！非召公固不能作是训，非武王亦不能受是训也。君臣之贤且圣，可见矣。
《金縢》所载，武王有疾，周公忧之，将以身代。非特兄弟私情，则亦为王室图矣。
三叔因流言自惧，故与武庚同叛。后世叛人多类此也。箕子陈《洪范》于周而佐其治，微子抱乐器归周而受其封。殷虽不道，似不当背矣。盖陈《范》，是为世道谋，而不为周谋；受封，是为永殷之祀，而不为臣周之褒。武王亦以宾礼而非臣之者也。
《酒诰》之作，朱子以管叔与殷民似纣酗酒，故于醉中有“不利孺子”之言，因致叛焉。周公特作此以告康叔也。周公之意，或者其在此乎？
武王有宅洛之志，至成王嗣位，周公辅成之。召公实先为之经理，及周公东归，召公作书致告以达于王，而周公又遣使告卜。故成王命留周公治洛，周公许之。至留于洛，又作《多士》之书以告商民迁洛微意，及《无逸》之书以勉成王治洛初政。至召公去，周公亦为之留，则有《君奭》之书也。周公成就王室之心，其慎密如此，享国八百余年，宁无自乎？
周之大统既集，四方复多叛者。先儒以为殷之顽民如此。以愚观之，非殷民之顽。凡前人之遗风余烈以及后世者，孰不为缅想前人？虽纣一主之暴，前之英君谊辟亦皆贤主，一旦易之，能不追想遗风余烈乎？此亦人心天理之所在也。观夫武王、周公迭为抚绥，而《周官》一篇，皆正上安下之意，岂特《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数篇邪？若周公因留洛而即许，因召公老去而即留，周公之心，自以人心未定、国本未固，在不言之表也。
《无逸》勉成王修己立政，而戒其用人。盖修己用人，政之大要也。
《无逸》是立政用人于其始，《周官》是训迪百官于其终。善为政者，如是也。
周公薨而有君陈之命，成王崩而有顾命之词。若君陈足以代周公，康王足以代成王，周道岂衰微乎？
康王命毕公保厘，穆王命君牙为大司徒，命伯冏为太仆，命司寇吕侯训刑于四方。周之道犹未衰也。及平王东迁，以文侯为方伯之后，淮夷、徐戎并起，而师誓于其费，穆公悔过，而师誓于其秦。世道日降，又无武成、周召之君臣，岂复有西岐之望哉？
《周官》：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一赦曰幼小，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以及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者，皆罪有可恕之门。其与《春秋》庄公“肆大眚”者有间矣。
《东溪日谈录》卷十 明 周琦 撰
经传谈中
诗
十五国之风俗，惟《周南》、《召南》为正，其余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十三国为变。皆诸侯采献于天子，民俗之歌谣，播于声乐之中。其正，可以化天下；其变，可以垂鉴戒。故不分美恶而并收之也。天下国家之化，造端于闺门，而亦征验于闺门。故《国风》之诗，专采男女相与歌谣，以见王化之得失。如《关雎》，则夫妇无亵狎之私；《葛覃》，则父母有归宁之愿；《卷耳》，则行役之无所污；《樛木》、《螽斯》，则众妾之无所妒；
《桃夭》，则以宜其家人；《芣苢》，则以宜其女道；《汉广》、《汝坟》，则女化外行于邻国；“振振公子”，则后德内及于宗孙。此文王、后妃之化，所以大行，而周之风俗可谓正矣。故《周南》为正风。
《周南》固文王、后妃之化，而《召南》亦其化之所及。故《召南》如《鹊巢》、《何彼秾矣》，女子有于归之德；《摽有梅》、《野有死麕》，女子有来归之愿；《采苹》，则夫人谨祭祀之仪；《草虫》、《殷其雷》，则夫人守行役之贞；《小星》，则夫人待下之无妒忌；《江有汜》，则夫人妒忌之能反。然亦皆得其正者也。故《召南》之诗，亦为正风。
《周》《召》二南诗皆相类，如《关雎》类《鹊巢》，《卷耳》类《草虫》、《殷其雷》，《樛木》、《螽斯》类《小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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