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皆以歌成汤创始之功、高宗中兴之美，故不及商之先代。周既灭商，而封商子孙，祀以微子抱来之乐器，实举废国之盛典。故《商颂》系于《周颂》之末也。《周颂》是周公所定之乐歌，而鲁则周之所封，乃伯禽就封之国；商亦周之所封，乃祀宋之地，非当年之商。其《颂》盖商之子孙歌以祀汤者，故以《鲁颂》次《周颂》，《商颂》次《鲁颂》，宜矣。
大小二雅，亦周之雅，不言“周”者，无他所杂。而《颂》言“周”者，别鲁与商也。
春秋
孔子之笔，惟《易》与《春秋》可见。
《春秋》之义，不可以言求，惟可以意求。求之于意，言自得矣。
《春秋》之作，孔子挽礼乐征伐之权归天子也。
《春秋》，衰世之书。圣人明之，以天理人欲，是扶持衰世之意。
《易》、《书》、《诗》、《礼》、《乐》，言其理；《春秋》，言其用。君臣、父子、夫妇、朋友，其道固见于五经，然有不能成其道者，则用《春秋》之法以诛其心矣。
《春秋》起自鲁隐公者，诗亡之时也。诗亡之后，王者之迹已熄。故孔子为乱臣贼子惧，作《春秋》。所以正王道，明大法，以遏乱臣贼子之心，诛死者于前，惧生者于后也。孔子告颜子以四代礼乐者，即《春秋》书法也。但四代礼乐，是以善者取之；《春秋》，是以恶者诛之。皆经世之大法者也。
《春秋》于天地、日月、星辰、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建侯行师、宫室礼币、鸟兽草木，无不备书。然皆裁之以义，断之以法，理无不备焉。故可以穷万物之理。
孔子假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者：隐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庄公三十二年，闵公二年，僖公三十二年，文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在位十七年而十四年《春秋》绝笔。十二公共二百四十二年，以行天子之事故，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何为自罪哉？不幸而生于天理人心泯灭之余，以匹夫而代行天子之赏罚也，岂得已哉？
朱子曰：“左氏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三传优劣，朱子辨甚分明。
周之正月，本建子之月，冬也，而曰“春王正月”者，假冬以言春，明经世之大法也。《春秋》意在言外，其如是乎？
《春秋》十二公，不书即位者，隐、庄、闵、僖四公；书即位者，桓、文、宣、成、襄、昭、定、哀八公。或书或不书，义固不同。其书者与不书者，亦各不同也。
不书即位者四公：如隐与僖，皆非元妃所生。隐生母摄内主之事，而年又长，故隐当为嫡宜立，但以诸大夫扳己以立，造争乱之端。庄为嫡长当立，以其未誓擅有其国。闵以般卒，庆父、夫人利公之幼而自立之。僖以闵之幼薨，夫人孙于邾，庆父奔莒，其母成风所属，季子立之。皆内无所承，上无请命，故不书即位，不正其始也。
书即位者八公：如桓之杀隐，为杀其君而立；莒太子仆杀父纪公，以其珠玉奔鲁，纳诸宣公，公受杀贼之立而不讨其贼，为杀君者所立，罪与桓公等。定公之兄昭公，为季氏所逐，出奔八年，薨于干侯，杀嫡其弟。定公当立，丧越葬期不至，虚其位七月，不立不保宗祀，非孝。亦为逐君者所立，与桓、宣罪同，而定少差。其书即位，明其无君，自为一类。惟文、成、襄、僖、哀，虽不受命于天子，则亦受先君之命以继世。五六公者，又为一类，故书即位以正其始。
《春秋》书即位、不书即位者，义虽不同，然皆以内无所承、上无请命为大义也。
朱子曰：“凡兵，声罪致讨曰伐，潜师掠境曰侵，两兵相接曰战，环其城邑曰围，造其国都曰入，徙其朝市曰迁，毁其宗庙社稷曰灭，诡道而胜之曰败，悉虏而俘之曰取，轻行而掩之曰袭，已去而蹑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强而能左右之曰以。皆志其事实，以明轻重内外。”读之令人快然。又尝杂考：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克者，力胜之词；取者，得非其有之称；纳者，不受而强致之谓。次者，止也；享者，两君之礼。凡大阅、大雩、大搜而谓之大者，讥其僭也。
大无者，志食廪之竭也。大去者，土地、人民、仪章、品物，悉委置而不顾也。书“同盟”，同欲也。逃义曰逃，匹夫之事也。灭而书奔，责不死位也。战而言及，主乎是战者也。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争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谓之忿兵。珠玉曰含，车马曰赗，生事曰唁，死事曰吊，军获曰捷，民逃其上曰溃，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人火曰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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