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孟子“气配义理”之说，不可以理气说得支离。其实气与道义，非各为一事。故此章训义，难在“配”字上。朱子解“配”字作“合而有助”之意。云峰谓《集注》“合”字，本延平“一滚出来”意说；“助”字，本延平“衬贴起来”意说。此语固有所授。初看“一滚出来”固好，及看“衬贴起来”，却似又为二事。看之良久，然后无弊。理气说到此等去处，只宜心悟，用言语便难形容。若言语形容，却又支离了。
气本集义以生，方见效验，却又不可预期其效。但于气未充时，只可不忘集义之事，不可有所作为助长，方得养气节度。黄氏以炼丹文武火譬之，极得节度之意。
孟子为学，全在“养气”上做工夫。观此便可见为学是求于内，而无所事于口耳记诵之功，何止曰“读书”而已？
孟子论“不忍人之心”，因说仁义礼智四端。孔子亦说四端，但各因一事而发，未尝合而言之。至孟子，方才合说。则孟子体认性情亲切，得洙泗正传，于此可见。
功利之世，仁义道芜，故孟子塞功利之门，开仁义之源。与齐王言者，必以仁义，齐人安知为敬王哉？孟子于此，不得不自言也。
滕世子未陟位之时，宜其心未尽丧。孟子与言性善，必引尧舜以实其说。心苟未丧，能自尧舜之道以充其性，何为而不可？奈何位未陟，而功利先昏其心，不复知有性善，惜哉！逮致疑而复问焉，孟子又以成覸、颜渊之言晓之。毕竟不知尧舜可学而至，只有为国井田之问，性善何及哉？
滕世子聘孟子，问为国之道，乃陟位之后。孟子既以三代之养民、教民者告之。及其去滕，又使毕战问井地之法，孟子又以分田制禄之常法，及常法之外与周之助法、井田形体之制告之。滕公之问固至，而孟子之答亦详。盖滕公为世子时，有所起发而然也。惜乎不能从事于性善，有王政之心，无王政之本，滕止于滕，何怪哉？
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事孔子之礼事之。然虽非礼，亦可见古人慕道之切。
公孙衍、张仪乃苏秦之俦，战国之贤惟是取耳。故“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破六国之从以为衡，沽大丈夫之名也。安知孟子之所谓大丈夫者，三子不得而跻欤？
去孔子未远，大义已乖，故孟子之时，杨墨益纵。是以辞而辟之，然所辟于杨墨者，阴以孔子作《春秋》自况也。读《养气》章见孟子为学之工夫，读《好辩》章见孟子处世之事功。其刚大之气塞乎天地，而邪僻之说自不容于心目，诚可谓得孔子之真传，而功不在禹下也。
王政、仁政、仁心、仁闻与不忍人之政，古无是言，惟孟子始倡此说。盖列国兵争，世乱民疲，非有仁政，固不足以收人心；非有仁心，又何足以行仁政？故孟子于此之时，用“仁”之一字以医当世之不仁也。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盖言平治天下，必以仁政；不以仁政，必不能平治也。
天下之事，皆有法度，无法度则不能成其事。故曰：“规矩者，方圆之法度。”明莫过于离娄，巧莫过于公输子，而能成方圆者，不能外规矩也。“六律者，正五音之法度。”聪莫过于师旷，而能正五音者，不能外六律也。“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道莫大于尧舜，而能平治天下者，奚能外仁政哉？孟子以离娄、公输子、师旷、尧舜之规矩、六律、仁政并言者，非为规矩、六律也，为仁政平治天下发也。
“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者，人人是尽天下之人而言。天下之人各亲其亲、各长其长，便自平了。其道只在各人之身，何近也！为人亦各人之所自为，何易也！天下之平不难矣。此言“天下平”，非“平天下”。南轩似说“平天下”，未详。
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战国所尚之人才如此，孟子安与之俦邪？不遇于时宜矣。
孙膑、吴起、苏秦、张仪、李悝、商鞅，凡此皆战国之士，孟子肯为是哉？
古井田之制，中界井字有阡陌，一纵一横为之界限。阡陌乃耕夫馌妇、牛具往来之道。战国之时，商鞅辟而为田，世谓井田之制废于秦，而不知实废于战国始也。“五世而斩”之“世”，乃父子相继之世，非三十年一世之世。故自高祖以至元孙，乃五世也。高祖以上，元孙以下，皆无服焉，而泽亦微矣，故曰“斩”。
朱子谓“天下言性”之“性”，乃人物所得以生之理。其理即性。人之性本善也，而恶则非性矣；水之性本下也，而逆亦非性矣。故善言性者，于人而指其本善之故迹，于水而指其顺下之故迹，岂不为易明哉？人以善为利，水以下为利，故迹皆以利为本，自然之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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